周其仁：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中国人民是知道往哪里走的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
会议指出，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的历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契机，解放思想，凝聚共识，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坚持以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以改革推进改善民生，以改革促进社会和谐，以改革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的《关于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按照“十一五”规划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了具体任务，确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牵头负责部门和实施步骤。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领导，搞好改革的总体规划和统筹部署；突出重点，力求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明确责任分工，认真督促落实，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说：“有一个看法是我多年坚持的：中国社会无论遇到多大的问题，实际上，解决的办法已经在这个社会里分散蕴藏着了。至于自发的解决困难的努力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变成国家政策？条件是不同的。”什么叫改革？周其仁说，“我的理解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不是想出另外一套东西来指导中国人民往哪里走，中国人民是知道往哪里走的，问题是你让不让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那种方式生存、合法。”
周其仁是在2008年7月9日举行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作上述表示的。
他说，30年前，农民存在什么问题？农民穷，可是，同时农产品非常缺。那时，中国农产品的困难程度是离谱的，各种各样的票，城市居民有几十种之多。过年时，一户人家会有一二两芝麻，凭一张票到固定的地方去买。社会不是不需要农产品，可是就是没有供给，其实，供给了就可以增加收入！同一个农民在公家的地里干得一塌糊涂，还教育我们下乡知青怎么能够少用点力气，而不被干部看出来，但是，同样是这个农民，他回到自己的自留地里后，行为就完全不一样了。自留地再大一点，就是把整个生产队的土地划到一户一户去做，就是“承包到户”，这样的做法，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我们所知最早的包产到户是1956年下半年，在浙江永嘉县。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北京讲中国存在什么问题，其实，首先感受到这些问题的还不是经济学家，而是身在其中的老百姓。问题在于自发的反应会不会被社会承认？这个情况差别是很大的。1956年在永嘉组织包产到户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命运悲惨。
周其仁解释说，改革中，两层角色非常重要。一个是政府，其政策方向往哪里走？对底下做出来对头的事情是否看得见？看见以后是承认还是坚决打击？这个反应就会决定国家的命运。经济学里讲到了，一个制度发生变化，一定要原来那个体制维系的成本非常高，越来越转不动，损失代价要被人感知到，感知到这种成本的人要有足够的数量。还有重要的一点，支持改革的政治家要在关键的位置上。他知道这个体系转不下去了，他产生变革的意识，愿意承认民间自发的努力。30年后，我们始终认为邓小平的贡献很伟大。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所以要有一个关键人物对过去体制的成本有感知，同时愿意运用他的政治权威给它合法化的地位。人们常常称赞当年若干个“1号文件”的作用，现在回头来看，“1号文件”根本不是教育农民的，农民早就知道包产到户是行的，主要是教育国家干部的。
第二个层面，就是学者、研究者、调查者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说呢？周其仁说，因为制度发生变化，除了原有的体制成本要足够高，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变化体制的成本要足够低。怎样才能低？信息非常重要，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哪些事情做得通？哪些事情做不通？他认为，他们那一代学人，机缘巧合，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一点工作，其实并不是说决定了什么政策方向，而是降低了这个社会的信息成本，他让当政者知道，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做了也不会产生原先想像的危害。
周其仁表示，“我相信，中国今天同样面临很多问题。如果你不了解30年前的情况，你会认为今天的问题大得不得了！”比如，相当普遍的腐败。怎么去解决？跟30年前一样，自发的努力，国家的权威政策方向，还有就是把底层、上层打通，降低人们对于制度变化的心理障碍、认识障碍，使得我们分散的利益汇合成改革国家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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