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更需要邓小平还是凯恩斯？

许小年：仅靠“4万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

　　近来，改革步伐有所加快。
　　两份备受关注的社会保障方案草案，2月5日同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它们分别是《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
　　方案摘要公布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保部）网站上。自即日起直到2月20日，各界人士可以电子邮件或信函的方式，就摘要内容向该部的养老保险司反馈意见，亦可向各省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反映。
　　两份方案当中，前者有望为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养老保障填补空白，后者则意在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令不在户籍所在地工作和生活的人们也能拥有在工作地退休养老的权利。
　　据了解，这两份方案原计划去年年中面世，但由于对于草案细节争议较大，不同地区、政府不同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等都各执一词，草案出台一再延迟。去年年底以来，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呼声渐高，客观上推动了草案尽早向公众公开。
　　据人保部的解释，之所以此时推出两个方案，主要是为了满足大规模流动的农民工的需求。
　　此前，1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认为，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应对金融危机也许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则不需要。应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危机，仅靠“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继续推进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扩大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改革和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总之，当前的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更需要邓小平理论。
　　他表示，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推动。受金融危机影响，外部需求一下子消失，如同水落石出，国内的过剩库存和产能问题就此暴露出来。投资、外贸和消费三个动力，外贸引擎已经熄火，投资正在减速，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只剩下消费，但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如何刺激消费，以及到哪里去寻找新的需求，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了增加需求，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但许小年对其并不看好。他解释说，不仅因为4万亿大多花在投资而不是消费上，使经济结构失衡进一步恶化；而且，只靠这4万亿是不够的，他并非指钱不够，而是说，只靠财政政策无法达到大幅刺激需求的目的。
　　他提起30年前邓小平的做法。当年，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形势比今天严重得多。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没有以政府大把花钱来应对，而是及时启动改革和开放，释放需求，增加供给，繁荣经济。改革者毅然打破了人民公社制度下积弊已久的“大锅饭”制度，并推进城市经济改革，开拓了工业品市场，刺激了衣、住、行的需求。当时，民营经济初步兴起，民间投资活跃。
　　他说，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不是需求不足，在一个人均GDP不到3000美元的正在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怎么会有需求不足的问题？“潜在的需求巨大，特别是对服务的需求，但这些需求被僵化的体制所抑制和束缚。”扩张性财政政策固然有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推进改革，将需求从落后体制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充分发挥民众的创造力和市场活力。
　　十年前，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举措，也证明仅有财政刺激是不够的，许小年表示。虽然1999年，中国政府也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但除此之外，还在1998年启动了住房改革，将住房推向了市场，释放了巨大的住房需求。他认为，住房改革对拉动需求的作用，远远超过了财政刺激。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加入WTO，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海外市场需求。外部需求和住房需求的释放，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经济由此进入繁荣期。
　　“总结以前的经验，繁荣的源头不在于凯恩斯主义，而在于执行邓小平理论。”许小年说。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改革和开放，改革开放能够释放新的需求，激发市场活力。正是改革和开放，帮助中国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这里的开放即包括对外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对内开放意味着放松和解除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努力破除垄断。
　　许小年表示，中国经济的希望在于消费和服务业。应该把发展的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需要做的有很多，比如，金融服务业要发展农村金融和中小企业贷款机构，让“地下钱庄”合法化；推进土地制度改革，解决政府“与民争地”的问题；重塑财政体系，适当增加地方政府的税种和税收分成，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提高财政的透明度和公众监督力度。他强调，这样的系统性改革措施已超出了经济体制的范畴，在多个方面涉及政治体制的调整。当然也需要辅之以社会体制改革。■
　　
张翃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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