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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市场因素和政策哪个更重要

2014年02月12日 14:00 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加强再分配政策的调节作用,是改善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手段;期待通过市场因素变化,如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得到明显改善,是不现实的

  一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由市场因素和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两个因素决定。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与OECD各国的数据得出,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之所以显著高于发达国家,是因为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不足,尤其是转移支付规模过小;而在由市场因素决定的收入差距上,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因此,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是缓解和改善目前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途径。

收入差距的产生机制和研究方法

  家庭收入生成的过程,最初是家庭成员在从业中获取收入,其中既包括被雇佣的家庭成员得到的工资薪金收入,也包括从事个体经营的家庭成员得到的净营业收入。除了从业收入或劳动收入之外,居民家庭同时得到财产性收入,如存款利息、股票分红等收入。

  从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生产要素收入,是家庭从提供生产要素中得到的回报。从业收入是家庭提供劳动得到的回报,而财产性收入则是提供资本所得到的报酬。生产要素收入是家庭和家庭成员在市场上获得的收入,因此,通常称为市场收入(market income) 或初次收入(primary income)。市场收入,就是所谓的初次收入分配的结果。

  市场收入并不是一个家庭可以自由支配、完全用于消费支出和财产积累的收入,经过收入再分配过程形成的可支配收入,才是住户可以用于最终消费和财产积累的收入。仅就政府部门和家庭之间而言,收入再分配过程包括,政府向居民家庭的转移性支出,还有居民家庭向政府缴纳个人所得税(含社会保障缴费,下同)。其中,前者是通过低保等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实现的,这部分收入对家庭而言为转移性收入,通常称为转移支付。

  很显然,作为收入再分配政策,转移支付起着提高低收入人口收入的作用,即所谓的“提低”效应。与此相反,个人所得税是从家庭向政府的收入转移,它具有明显的累进性,即税负比率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上升,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限制高收入人口收入水平的作用,即所谓的“限高”效应。

  可见,一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等于初次收入分配结果的市场收入,加上转移支付,再减去个人所得税。为考察转移支付和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差异,我们把市场收入加转移支付定义为总收入,然后把总收入减去个人所得税定义为可支配收入。由此,得到市场收入、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三个不同的收入定义。

  凭借三个收入定义,不仅可以考察中国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效应的大小,同时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分析导致中国居民收入高度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具体研究方法如下:首先,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与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之差,是衡量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总体效应的指标。换句话说,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的大小,由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与收入再分配政策效应两个因素决定。

  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总体效应,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转移支付和个人所得税各自的效应。其中,转移支付效应等于总收入基尼系数与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之差;而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则通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减去总收入基尼系数来衡量。值得强调的是,本文所说基尼系数均为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

  由于获取国际数据所限,以下主要把中国与OECD平均水平比较。一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通常是以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衡量的。从上面的定义可知,中国和OECD在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上的差异,实际上由二者在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上的差异,以及在收入再分配政策总体效应上的差异两部分构成。

表一、二

版面编辑: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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