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个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书店觅到一本关于系统思考的好书。该书作者是已故的米都斯教授（Donella H. Meadows）。她是一位科学家兼系统分析师，并且也是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一书的主要作者。
当日本突发地震和海啸时，我正在巴厘岛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关于资本流动的会议。随着灾难在周末演进，对核泄漏的担忧显然使事态更为复杂。我们满怀对日本友人的同情和吊唁，他们此刻正在经历可能比1995年阪神大地震更加恐怖的灾难。
没有一种解决方案或模式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我们需要在金融体系、标准、产品和机构方面发展出更大的多元性。强行将整个体系限定为一种标准，将造成一种注定要走向毁灭的封闭系统。
事实上，2007年4月前，IMF被长期的稳定表象麻痹了头脑。虽然全球失衡已引起关注，但却遗憾地忽略了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而这恰恰是引发危机的关键。
尽管里根主义者曾经鼓吹“小政府”，但现实是，过去50年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出现了大幅扩张。如今人们对庞大的财政赤字及失业率高企、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福利支出不断增加而忧心忡忡。
金融危机真是一场思想的危机。继克鲁格曼宣称宏观经济学理论“如不是有害也可称为无用”后，经济学家们孜孜以求，试图找到可更好解释金融危机的综合理论。但是，进入21世纪后，经济学界并没有像凯恩斯一样的、公认的思想领袖。
即使全球每一个国家或银行都保持稳定，也不意味着全球大系统必然保持稳定。目前，全球金融架构的资本充足量不到全球GDP的10％，但此次危机和泡沫崩溃后造成的亏损加上各种天灾损失已经大于全球GDP的25％。那么，全球金融体系究竟是帮助对冲风险，抑或是加剧了风险呢？
最近经济、金融形势的新变化，说明酿成经济危机的根本性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政策正造成新难题。这逼迫我们深思三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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