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郭道晖】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宪政之路

2012年04月24日 14:03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 评论(0 单页阅读
   风雨苍黄八十载。它呈现的是一段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呈现的是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历程。

  风雨苍黄八十载。它呈现的是一段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呈现的是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历程。

  战火纷飞中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热血投身革命事业的青年时代;在一次又一次“运动”与“斗争”中饱尝辛酸的中年时代;年届50毅然投身法学,大胆突破禁区,不断提出创新理论,为提升“幼稚”的中国法学水平,廓清蒙昧的法治观念而大胆立言。

  敢说真话,敢说朴素的真理,一头白发的郭道晖在法学界始终硬骨铮铮,也正因此,他与江平、李步云并称为中国“法治三老”。

  如今,84岁的郭道晖更加活跃于公共知识领域,执着地同那些法学谬论抗争,以人民权利积极倡导者、宪政理念鼎力推进者之姿态立于中国当今思想界。

  2012年早春,财新《中国改革》记者走进郭道晖的书斋,仔细聆听他的人生故事,感受其间云谲波诡的历史沉浮,纵目法学风云。

流亡与革命

想告别革命可以,力求不通过暴力手段改变社会也可以,但是,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革命真的来了,谁又能制止得了呢?

  财新《中国改革》:“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世代书香”的家族背景,给你整个人生刻上了怎样的烙印?

  郭道晖:要说影响还要追溯到我父亲郭德垂的祖辈,其祖父郭仑焘与大哥郭嵩焘、二哥郭昆焘,并称“湘阴郭氏三杰”。

  其中,郭嵩焘被评价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先驱中第一位亲身考察西方政治社会制度、民情风物的人物。他是晚清的进士、近代中国派驻英国和法国的首任公使,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但也因此备受当朝保守人士的攻讦。郭嵩焘认为只有“经世务实”才是当务之急,所以自父亲郭德垂一辈起,子孙大多是工科出身。

  我父亲是湖南著名的化学教师。记得他给毕业生纪念册的题字总是“工业救国”四个大字,这对我影响很大,我虽自幼喜好文思,但还是坚持学习理工。

  独立思考的个性,追求正义的精神,是家族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财新《中国改革》:你的幼年至青年时代,整个中国战乱频仍,这段历程对你的人生观有着怎样的影响?

  郭道晖:从上小学起,为躲避战乱,我就随家不停搬迁。最难忘的是1944年夏,我和弟弟逃难到广西,考进桂林国立汉民中学,刚读了一个月,日寇进逼,桂林大疏散。父母和妹妹逃往贵阳,我和弟弟则随学校去广西百寿,一家人在火车站挥泪告别,各奔生路。

  记得那时桂林火车站人山人海,我和弟弟只抢到车顶的一块地方,为防止打瞌睡掉下火车,只能在眼睛上擦“万金油”。火车走走停停,不到50里就抛锚了,全体同学只好步行到百寿。可是,刚露天上了几周课,日本鬼子又追来了。全校师生徒步600多里,迁校贵州榕江。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少年,我们却要背负四五十斤的行李,在湘桂黔边境跋山涉水。

  从湖南到重庆,流亡数千里,我亲眼目睹老百姓的苦难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生活、思想都受到很大磨砺,立志要拯人民于水火,希望见到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财新《中国改革》:你这一生似乎总爱说些当权者不太喜欢的话,难道天生便有“硬骨”?

  郭道晖:“多言”“直言”是我此生许多磨难的源头,但生性如此,似也难改。

  1943年,我初中毕业,名列前茅,本可保送高中,但管训育的考官因我平时对“三青团”反感,又爱批评时政校政、骂奸商,毕业时给我的评语竟是“学行优异,唯体弱多言”。“多言”成了罪状,因此不予保送。

  中学时代我主编壁报,常常抨击时局,揭露社会丑恶,17岁开始以“斗非”(与“道晖”谐音)为笔名,给报纸写些杂文和政论,如“谈内战”“谈穿衣”等,抨击时事,呼唤光明。即使在“逃难”期间,我也撰写了长达16万字的报告文学《流亡两年》。

  财新《中国改革》:尽管在战乱中求生求学,你还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

  郭道晖:1947年7月,我迎来了“高考”,那时的“高考”是向各个大学分别报名和考试。大热天,我在武汉一连考了四所大学,筋疲力尽,大病一场,结果被三校同时录取。

  最后,我选择了清华大学电机系,一是因为怀揣“工业报国”之理想,二是仰慕清华的民主自由风气,抱着投身到反蒋学生运动中去的志向。

  财新《中国改革》:可是,进入清华后,你的“工业救国”理想很快就被“革命”思想所替代,为什么?

  郭道晖:初入清华,严谨认真的学风叫人不敢怠慢,可是,随着内战趋紧,学生运动一个接一个,我的心不再能平静。

  此时,我意识到,工业救国的幻想在风雨飘摇的时刻已不可能,只有革命才能救国。我上课听讲的位子一步步往后移,最后躲在一个角落里,一边似听非听地听老师讲课,一边却在偷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

  财新《中国改革》: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经对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作为朱镕基的同班同学、他的入党介绍人,你正是这一段历史的参与者。

  郭道晖:游行、发传单,在国民党军警的坦克车和机关枪威吓面前,无所畏惧地爬上西四牌楼,用油墨写反美蒋的标语,这些经历迄今记忆犹新。

  1948年4月,北平掀起“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清华和北大等校师生员工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为保护校园,清华同学组织了护校纠察队,我和朱基都是纠察队员。我们轮流值班,我有时拿着棍棒半夜值班归来,就叫起朱基接替。

  这年7月,我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电机系“新青联”分部书记。当时,上级指示将工作重点转移向班级,于是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发动班上同学参加学生运动。我们约集电机系湖南籍同学十人同居一室(明斋117),组成“共产主义生活小组”,学习马列主义和办地下油印小报《晓露》,在家乡青年学生中散发,引起较大反响。

  1948年冬,我代表组织介绍朱基加入“新青联”,他欣然同意,1949年10月又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财新《中国改革》: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历程,联系到现代,你又如何看待革命与改良的关系?

  郭道晖: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革命”的话题说得比较热。当年李泽厚说要“告别革命”,最近韩寒的三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也引发热议。

  为什么要告别革命,倡导者的逻辑是“暴力革命导致暴力统治”,此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们或未体会过我们所经历过的动荡,或者忘记了。原来我也想改良,从父辈们所主张的“工业救国”,到内战时期幻想尽量避免流血,都体现了这种倾向。但是,当时的国民党真是太腐败了!不采取革命的手段,国民党不会主动下台。

  其实,历史上的革命事件,包括法国大革命,也不是主观发动的。所以,你想告别革命可以,力求不通过暴力手段改变社会可以,但是,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统治者不明智,不愿改良,把革命逼出来了,谁又能制止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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