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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有符合自身发展的社保水平，不能与发达国家和福利国家比，同时，也不能把社保欠账都放到一代人身上
不少地方和部门仍习惯用突击性、运动式的方式完成一项特定任务，并将完成方式和完成标准推向极致；应杜绝运动式执行和简单化管理，实现公共事务的“共建、共治、共享”
公益组织品牌个人化现象比较突出，整个公益组织的治理结构、团队建设还很薄弱，要避免出现一个人倒下去、整个机构和品牌就随之倒下去的情况；公益组织需要加强规则意识和制度建设，重视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突出细化公开透明，及时回应质疑
希望以此次问责为契机，将问责结果转换为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能力和水平的动力，要防止因为错误认识问责结果而使监管队伍丧失积极性和信心
处罚少生家庭的实质是强制生育。鼓励生育的主要措施是在税收、教育、医疗等方面切实减轻多生孩子家庭的养育负担，而不是处罚少生家庭
借助集中整治或许能够一时压制金融市场乱象，但最终还是有赖于金融法治建设
无论是养犬登记和年检，还是查处无证养犬、违法携犬外出等行为，规制远远未能达到公众期待。投诉无门很容易造成因狗而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中国现在的总体收入差别还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先富了起来，另一部分人尚未走向富裕；收入分配格局没有从金字塔形直接过渡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而是过渡到了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葫芦形，根源在于发展差距和不均衡
城市的发展绝对不是全靠精英，也需要一部分服务人口来支撑；只有各地在医疗、教育、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上逐渐缩小差距，人口空间分布才能更加合理，人才流动才会更加有序
各个城市应量力而行，不能盲目“抢人”，更重要的是使人才真正留下来，为此应努力创造人才实现价值的平台和人尽其才的政策环境，并解决人才留下发展的后顾之忧，包括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
沈岿说，名为约谈，实为强制的现象可能在一些情况下确实存在。缺乏相关规范，导致实践中出现各种各样以至于明显不合情理的做法，这是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
扩大开放政策提出之后需要加快落实。现在对外开放越来越多地和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不再只是边境的问题或开放的问题，而是改革的问题、营商环境的问题
国地税机关的合并对于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和减轻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不再有税收和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权，地方政府失去了一个调控手段
个税起征点（免征额）可以参考每年度的最低生活标准，每年动态调整。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终极改革方向是实行综合课征制度
《改革方案》涉及的是跟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但要解决的是政府内部责任划分的问题；它把全国分为五类地区，由中央给予五档不同补助标准，不再只划分为东、中、西部
“六神磊磊怒怼周冲”事件中说的“洗稿”，就是抄袭。网络平台对网上信息管理负主体责任，不再是保持中立
就近入学能彻底实现吗？储朝晖说，关键在于政府能否承担起责任，如果只是做做表面文章，提高教师工资，把学校房子建好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住宅用地供应目前还是限制在租赁住房，口子还没有开到商品房；这会缓和城市住房需求的一部分，尤其是租房市场，但对商品房的房价的影响不会很大
该案发生后，经过网络发酵，不少网友认为应该对类似当事人“严惩”。除了民事责任外，类似案件是否还可能涉及刑事或行政处罚？
遵守公共规则，规则面前一律平等，就意味着不能存在特例，更不能允许特权。孔德峰解释，反对特权，也不意味着就能用个人权利对抗公共利益
改善营商环境，保护企业以及企业家利益，聂辉华认为，只能是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在法治的框架内，按规矩办事，权力不遵守规则，就比较可怕
根据现有《纪要》，如何证明因为成本增加幅度过大而失去履约能力，在司法实践中并非易事。司法不能站在卖方或买方的任何一边，还是要从公平角度出发
这些年关于民企支持保护等问题已经讨论很久，且形成共识，但是，相关领域缺少切实可行的政策
如果商家、平台等具有商业成分，利用直播内容寻求商业利益，是否涉及侵犯肖像权，也值得探讨
企业扶贫要精准，尤其不能只是农业大户或者企业得到好处，贫困户却没有实惠。只有多赢，产业扶贫才可能更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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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线上零售总会回归到线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