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案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和可持续性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教于杜克大学富科(Fuqua)商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达顿(Darden)商学院,曾任职世界银行顾问;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千人计划”高层次海外引进人才。
假如只搞那种“剜去心头肉,医得眼前疮”的短视做法,只会把问题推后,只会在未来造成更大的麻烦
估计未来十年政策环境不会太紧,也不会太松,但最关键的是不要太紧,不然民营企业真的受不了,到时候受害的还是中国经济和就业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但在最近10年,中国经济又开始重拾内需,而且对内需的依赖与日俱增
那些在历史上实现了长期经济增长并成为富国的经济体,主要经济增长源泉就是TFP的增长,而一些依靠加大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虽然可能实现一时的高速发展,甚至成为超级大国,但最终很难避免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甚至出现经济崩溃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根源就在于2002年后愈演愈烈的套利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扭曲。利率市场化有利于解决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是未来提高中国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成员国当时为了维护这个体系运转,与投机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当初那些做法呢?SDR有可能成为救世主吗?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怀着美好的意愿构造了这个体系,然而,他们低估了困难,忽视了这个体系严重的内在缺陷,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毁灭
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可以说是一个升级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中国经济过去的发展来自于放权、让利和对外开放,并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现在中国经济面临诸多困难,最根本的还是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经济的控制,消除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让经济自然增长
2015年,美国有大约54万心脏骤停的患者,医院外的抢救成功率约为10.6%,院内的成功率约为25.5%。中国每年大约有170万心脏骤停患者,抢救成功率约在1%水平左右。差距可能就在AED的普及程度
我们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改革“闯关”来为民众福利的增长塑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假如企业都像中国的开发商那样,预期政府将救市而一致保持扩张的策略,那么政府最后可能也会被这种局面绑架,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不得不出手救市。随着救市成本的提高,终有一天政府将不得不放弃救市的措施,届时经济必然会出现大幅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