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必然导致各种隐性危机，开放可能出现输入型货币冲击，这和医生面临的必然死亡与或然死亡的治疗方案间的抉择类似
【栏·金融论道/栏作家 陆磊】清代野史有一个传说，翻译为当代语言，可以说是全球化吓死了当年同治光绪中兴名臣、湖北巡抚胡林翼——因为他在巡阅使用木船的水师操练时正好有洋人蒸汽动力快船经过，急火攻心之下吐血而亡。之后，胡林翼的同事曾国藩、左宗棠分别建立了安庆军械所和福建船政局，引进技术并奠定中国近代工业基础。
整个近代史，基本上充斥着开放还是闭关的争论；胜负如何不言而喻。但闭关者如瞿鸿耭、李鸿藻似乎都具有良好的操守，而开放者如李鸿章、盛宣怀似乎都有品行问题。我们通常会说，满清政府腐败无能是丧权辱国的根源，但往往被忽视的问题是，其无能是闭关自守不够彻底以致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还是开放不够坚决以致制度和技术的创新步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幸的是，近年来在金融领域依然存在这样的争论，闭关以求不贱卖资产或不发生危机，还是开放以寻求金融体系的更新升级。
从人的性格角度看，我们往往可以发现，极端自尊一般都与极端自卑共存。这一性格特征在中国的金融开放进程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2007年，在宏观货币层面的一部畅销书——《货币战争》，就充分体现了在金融全球化面前的极度缺乏自信。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其本意，即中国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恰如一只试图淌过布满鳄鱼的河流的非洲角马，灭亡的概率极高；因此，为避免在一种不对称的屠杀中被剿灭，金本位制度是最为安全的货币制度。
在微观层面上，两种似乎并不相关的观点实际上具有共同性。一方面，中国的金融机构改革意味着国有金融资产被“贱卖”，持有这种观点是民族自尊的表现；另一方面，外资持有中资金融机构股权将一定会导致金融危机输入中国，伴随的是资产价格（包括被“贱卖”的国有金融资产价格）在某一天一落千丈，这又是极度不自信的表现。
其实，上述宏观与微观观点具有某种共同的思维紊乱。首先，其自信体现在对中国经济成长的高度评价基础上，这就是一种民粹主义观点；其次，其不自信又体现在中国一定会被全球化进程中的规则制定者搞垮的悲观认识基础上。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基本矛盾——如果中国金融业已经足够强壮，即其资产价格应该被高估，那么它是否那么容易被剿灭？如果它极度脆弱，那么资产价格凭什么应该被高估？
这就回到了一个基本判断上——中国金融体系现状到底如何，而后才可能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即金融体系是否应该开放？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基本事实是，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依然偏高的不良资产比率和仍然需要中央汇金公司注资的金融系统（比如最近的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充分反映了金融部门仍需要不断的改革以提高安全性和稳健性。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直到今天，国家外汇储备注资银行和证券机构，基本上仍然在为非开放背景下的封闭运行所造成的损失买单。从最早的中银信托关闭到海发行清盘，直至最近的南方证券的关闭，没有一单与境外竞争压力有关，均为封闭运行下的不良法人治理和欺诈、掠夺中小债权人等内部恶性操作。开放股权，让我们的金融机构按照市场惯例行事，多少对所有者和存款人权利有所顾忌，这是保护公众利益的起码出发点。开放市场，让衙门式的金融机构感受竞争压力以取悦客户，是金融部门真正进步的必经之路。
人类经济社会进化的过程就是要素配置范围逐步扩大的过程，也就是市场地缘边界不断扩张的过程，这就是全球化的基本要义，同时也反映了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避免性。由此，真正的“民粹”思想应该按照这样的逻辑展开：在宏观上，不断开放资本账户以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并最终成为主要世界货币；在微观上，不仅不惧怕外资参股中资金融机构，同时也相机成为外资机构的财务或战略投资者。
或许，我们的政策当局面临着封闭“必然”导致类似城市信用社全行业关闭和国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奇高等隐性危机，与开放“可能”出现输入型货币冲击间的选择。其实，这相当于医生面临一种必然造成患者死亡和另一种或然造成死亡的治疗方案抉择。对此，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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