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的“原罪”(下)

　　【财新网】（专栏作家 刘允铭）哈耶克在发表于1966年的关于凯恩斯和“凯恩斯革命”的回顾中这样说：“决定其未来的，不是人们在未来对他的具体理论的任何讨论,而是人们关于社会科学之恰当方法的看法在未来的发展……尽管[凯恩斯理论]依赖于明显可以测量的总量指标,看似比旧的微观理论更加科学,可在我看来,它虽然实现了这种虚假的精确性，但代价是忽视了实际上支配着经济系统的[经济]关系……我大胆地推测,一旦[社会科学]方法的问题得以解决,‘凯恩斯革命’最终只是[历史上的]一段插曲,其间关于恰当的社会科学方法的错误想法导致我们遗忘了早已获得的许多重要见解,然后又艰难地将它们重新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