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惩行贿”的法治逻辑悖论

　　何荣功|文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孟德斯鸠曾言：“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在构造上，行贿与受贿被形象地比喻为一根藤上结出的“并蒂毒花”，虽然国外（地区）刑法不乏并重或同等处罚两者的立法例，但这种做法并不能成为我国立法的依据。

　　一、“严惩行贿”：刑事政策的转向

　　在《刑法修正案（九）》颁布前的相当长时期，我国立法和司法都采取的是“严惩受贿宽宥行贿”的做法。刑法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但伴随着“修九”的颁布和晚近“两高”强调对行贿的严惩，这一传统立场已悄然发生变化。刚刚施行的刑法修正案明显收紧了对“行贿”宽大的限度，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