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之重
一封来自四川农村，没有收信人地址，仅写着“陈井运同志收”的信，竟沿着曲折的邮路准确无误地送到了陈景润手中。当年的“陈景润热”可见一斑。
那股“陈景润旋风”，将他从数学世界中拉出来，让他不得不去扮演各种角色。
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排成了长队。他去山东、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贵州……他不得不在人们的盛情请求下，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奋斗经历。人们似乎并不在乎能不能听懂他那南方口音极重的普通话，只要能请到他就满足了。
报纸、刊物也纷纷请陈景润写文章，青年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人谈理想”；体育刊物约请陈景润谈“做一个科学家要身体好”；省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同志们谈学习”……
小学请陈景润去做校外辅导员；中学请他去给中学生谈“怎样才能学好数学”……这一切，陈景润似乎责无旁贷。因为据说北京有一位中学生看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后，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埋头在数字、公式、符号中，眼睛近视了，背也驼了。
还有全国各地寄给陈景润的信件等着他拆看，一个又一个从外地赶来的青年要面见他，要跟他学数学，跟他探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
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下，陈景润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意义。但是，这对于一位数学家来说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陈景润不得不说符合公众形象的话，不得不按他理解的“又红又专”要求自己。那些年，他经常是一身草绿色军衣，草绿色解放鞋，斜挎草绿色书包的打扮。
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徐迟去看陈景润。房间里依然堆着五六个麻袋，不过都是群众来信。一个麻袋单独放在一边，全是女孩子的求爱信。
“我可怎么办？”陈景润冲着徐迟一摊手。
陈景润的老师，那位第一个向他介绍“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特地来看望他当年的学生。陈景润说：“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动得流泪。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当时在场的记者听沈元对他的学生说：“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数年后，徐迟在接受采访时说：“对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也有许多不好的作用。因为当时影响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对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是一种痛苦，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气，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行他的研究。”
无用之用
上世纪80年代，武汉东湖路，徐迟的书房里添置了一台电脑，型号比人们熟知的奔腾286更古老，屏幕是用9寸电视机改装的。键盘上，贴着他亲笔写的字条“请先洗手，再接触键盘”。古稀之年，徐迟仍在笔耕不辍，他是作家中率先使用电脑写作的人。
徐迟晚年所读所写均是高能物理、相对论等问题的书。有一次他对秘书徐鲁说：“别的可能都是假的，都可以不写，唯有高科技的东西才是真的，才是非写不可的。”可惜他这个看法有点曲高和寡。
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出版时，发行了上百万册。然而到了90年代《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出版时，却只有寥寥5千册的印数了。
徐迟为此百般焦虑：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拥抱信息和科技，本是火烧眉毛的事，为什么心血之作却成了空谷足音？
陈景润也无可回避地面临了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要问，“哥德巴赫猜想”到底有什么用？甚至连一些数学家都说，陈景润不过是时势造英雄。
“说数学有用还是没用，那是外行话。”林群院士感慨道，“今天，人们非要探讨猜想的用途，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牛顿发现力学三大定律的时候，谁能预见宇宙飞船应用了这个理论呢？”
“无用之用”导致他的事业后继无人。陈景润的专业远离市场，除1978年有百人报名他的研究生外，往后数年，报考的人寥寥无几。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间，陈景润共招收6名研究生，本来为数不多，但没有一个留在他身边，大多出国了。
科研经费的短缺，也令他的5人小组难以为继。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陈景润时，他谈到了他的忧虑：“每人每年数百元经费，连出差都难，国内有些学术会议都无力参加，更不敢请人来。”记者发出感叹：“没想到一个大数学家还须精心计算这么一笔细小的经济账。”
在记者看来，如此细小，但在陈景润，这是一个科研组一年的经费。
然后点选“添加到主屏幕”添加快捷方式到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