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亲历1977年恢复高考决策

　　文|刘道玉

　　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后任武汉大学校长，现为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借调教育部

　　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就不知道当时拨乱反正的任务有多么艰巨。教育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以后，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当时我是武汉大学的教师，同时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深刻地感受到基层广大教师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术研究工作的迫切心情。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被借调到教育部，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