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鲁滨逊（James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的研究”。三位教授2006年共同写作的《贫富的逆转：现代世界贫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一文（原文刊载于《比较.第32辑》），分析了过去500年来各国贫富状况的逆转所反映的事实，指出制度安排的颠倒埋下了未来的贫富状况逆转的种子。大规模的逆转和收入差别的扩大要归因于19世纪后开始的工业化。掠夺制度和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可以比较有效地利用农业技术，但工业技术的扩展却需要众多社会人士的参与------小业主、中产阶级和企业家等。因此，工业时代的来临为那些拥有良好的私有财产制度的社会提供了起飞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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