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军辉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反贫困政策实验室副主任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下称《2019任务》）发布后，舆论广泛关注其在户籍政策方面的放松，颇有点“天下苦户籍制度久矣”的味道。但《2019任务》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对城市空间的认识和后期城市发展重点方向的转变。简单来说，《2019任务》标志着城市作为高效生产空间的崛起。
《说文解字》中，“城，以盛民也。…市，买卖所之也。…鎮，博压也。”在中国历史中，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之城、交易之城和军事之城。而近代以来，大城市主要是因其在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巨大优势获得越来越大的优势，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经济活动聚集会带来专业化分工、共享基础设施和知识外溢三方面的好处，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在新经济地理学中，认为经济活动会因消费方面的货币外部性和运输成本导致聚集，并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效应。这两个主要的空间理论都认为城市规模会存在较大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从而提升整体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国内学界近十几年中，对资源的空间配置有较多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的陆铭教授在其《大国大城》一书中已经有较充分论述。
户籍政策放松是前期城镇化规划的既定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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