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特殊环境 现实之选

　　陆磊

　　转型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远较成熟市场经济体复杂而多变。这是由两个基本因素造成的。第一，经济和金融转型意味着体制的重大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在某个历史阶段是有效的，但在另一个阶段很可能失灵。第二，经济转型中的某些结构性风险导致经典的货币政策工具未必有效。

　　中国的特殊宏观经济决定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工具的混合使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显得简单而直观，其假设在于经济结构是稳定的，基准利率可以传递并影响到经济各层面。问题在于，中国很难找到稳定的传递途径，货币政策也就持续处于摸索之中。中国近年来的月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始终维持在20%以上，而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以下，人民币流动性存在过剩的压力。无论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前的“投资膨胀必然导致通胀”的命题，还是经典货币理论中“通胀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似乎都不适用。面对通胀，货币政策应该紧缩，面对物价涨幅走低，货币政策应该扩张。这种宏观经济状态是国外央行几乎从未遭遇过的，于是，中国货币政策依然是“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混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