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货币论》的动力来自一次回乡之旅。作为一个具有研究本能的经济学教师,我不愿意放过任何基于现实情况的理论思考。2020年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带着妻女坐在京沪高铁“复兴号”列车上,孩子一边听着心仪的歌曲,一边做二次函数习题,我把临行前随意带在包里,一半用于重温、一半用于催眠的Friedman和Woodford(2011)主编的《货币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Monetary Economics)3A 卷打开,很快被Williamson和Wright(2011)所著的《新货币主义经济学》(New Monetarist Economics)一章所吸引。吸引我的原因是,两位作者均兼具中央银行工作人员和大学教员的双重身份,与我近似的履历引起了我的思想共鸣。但是,目光在书页上,我的思路却随着呼啸的列车在飞旋——美国史无前例地实施无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数月,为什么股票市场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恶化期间经历了3月的数次熔断,之后又创历史新高,但是此间的实体经济尚无明显改善迹象?4月的CME原油期货价格竟然呈现负值,但黄金和数字货币价格持续攀升,那么,世界货币体系是否会发生变化?显然,这是一些貌似简单的现实问题,似乎15分钟的思考甚至嘲笑市场的非理性就足以使我转向更有价值的阅读。但是,就是这些简单问题,伴随着我度过足足5个小时的车程。这是因为,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并不能从厚厚的手册中找到完全能说服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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