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中外资银行“本土化”各有难题

　　今年4月2日，汇丰、渣打、花旗和东亚四家首批获准转制的外资法人银行揭牌，给我们的一个表象是外资与中资银行间的竞争将进入实质性阶段。如果我们对此作一个预期，两者间的竞争将不会如想象的那样白热化，摆在中外资银行面前的课题实际上是一样的：如何针对中国金融转轨时期的特定金融需求提供金融服务。
　　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作两点细节性预期：一是外资银行必然面临本土化转型；二是中资银行将从学习外资银行的产品与服务回归到金融创新的本质——开发特质性的金融产品。那么，当前的特定金融需求体现何在？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企业和居民更加倾向于活期存款，这将意味着公众金融资产结构在发生潜在和激烈的变化。
　　根据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披露，2006年末，全国金融机构居民户人民币存款余额16.4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09万亿元，同比少增1125亿元；其中，活期存款稳定增长，定期存款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2007年一季度的居民储蓄意向调查显示，公众持有证券类资产的偏好大增。上述貌似宏观的金融现象对银行体系的具体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外资银行的实质性竞争必须建立在本土化的基础上。中国正在进行的剧烈的居民金融资产结构调整，意味着外资银行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个处于非稳定期的金融市场，而应对这种市场结构并非是讲究稳健、审慎的外资银行所习惯于管理的。因此，值得中资银行担忧的不是外资银行先进的风险管理和产品创新，而在于一旦其真正实施本土化，真正研究中国公众的金融行为并提供独特的（不同于其在境外经营的）产品和服务。否则，我们可以预期，外资银行将仍然盘踞于少数大中城市据点，湮没于中资银行人民战争式的汪洋大海之中。
　　其次，中资银行的本土化金融创新倒是可圈可点。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银行已经或正在推出以货币市场固定收益证券为主成分的基金产品。此类产品恰恰抓住了当前金融工具的“离散性”弱点：要么如股票资产风险过高；要么如定期存款收益过低且要缴纳利息税。低风险、稳定回报产品的推出既丰富了金融资产结构，也在客观上推动着利率市场化。
　　最后，中外资银行间的决胜惟一地依赖于谁能更紧密地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相结合，即谁能真正分享高增长所带来的剩余。一个基本判断是，尽管目前中国的金融资产结构和资金流向仍呈现向大中城市、垄断行业、大企业、高端个人客户集中的趋势，但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将必然导致传统地区和行业的利润平均化及新金融工具的出现，由此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伴随着这一进程的将是金融资源的向下和向内流动，即县域经济增长、中西部的跨越式发展和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的兴起。
　　可惜的是，在金融改革进程中，我们的大型国有银行选择了撤出上述地区和产业，而倾向大中城市布局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外资银行，或者可以定义为“抢滩更早一些的”外资银行。因此，未来银行间竞争的主战场很可能延伸到中国的二线城市甚至县域，而当前正处于改革中的农业银行或许有望成为中国市场最具潜力的机构。
　　体制的变化并非不可预测，只有把握变迁中的机会，提供最合适的金融产品才可能是最优的金融机构。中资银行墨守传统机制下僵化的金融产品供给固然意味着活力的丧失，如果外资银行墨守在成熟市场的经验不具备开发面向中国公众的金融工具，同样是一种缺乏活力的表现。当前的惟一要务，是两者都需要本土化创新。■

　　作者为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