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平衡与贸易自由化

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并非一个严重问题；国际游资对中国经济构成的威胁不必高估

　　【栏·金融改革】经济学家总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色彩。比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国际经济学界热衷于探讨国际经济失衡以及这种失衡的代表性现象——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
　　在一边倒的认识和各种情绪化的观点面前，这让我们不得不冷静思考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国际经济在历史上是否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平衡？二是国际收支失衡是否构成一个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13世纪以来的近800年近代经济史看，全球经济几乎从未出现过平衡：最初，1400年－1700年的“海上马车”荷兰取得巨额贸易盈余和欧洲最高的人均收入增长。1676年，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威廉·配第的研究发现，荷兰的人口只有当时的农业国法国的十分之一，但外贸总额是法国的4倍，商船数量是法国的9倍，利率只有法国的二分之一；
　　自1700年－1913年，英国崛起。以1820年为界，前一阶段英国年均出口增长2％，后期出口增幅为3.9％，且通过取消《航海法》、取消所有关税和贸易限制，发展起全球性的金融和资本流动体系；
　　在两次大战后则是美国的崛起。恰如国际经济学泰斗麦迪逊（Maddison）在其《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所写：“美国是国际资本市场全球化的主要获利者”（2001：127）。
　　可见，世界经济发展史给了我们如下基本判断：第一，全球经济从未出现过真正的平衡，而这种不平衡恰恰是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所倡导的比较优势学说必然形成的后果；第二，就单一经济体看，越是具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国家越希望经济自由化，而所有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一定失灵。
　　尽管我们在经济史上观察到了贸易自由化乃大势所趋，但是支持贸易自由化的经济理论却并非完全正确，其代表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决定了分工，也因此决定了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但是，至少从世界近现代经济发展看，比较优势始终处于变动期。比如我们的东亚邻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悖论，劳动力优势似乎并没有真正决定分工，其经济优势很快从劳动力变为物质和人力资本。
　　此外，如果依照比较优势，中国没有必要开发大飞机项目，也没有必要建立完备的产业体系，甚至没有必要建立金融市场，廉价劳动力决定的加工贸易就足以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产业竞争力上，一个真正值得关注的决定因素还是储蓄和投资水平。如果说，东亚经济（包括中国经济）有什么竞争优势的话，较高（甚至可以说是过高）的储蓄率决定了近50年来世界产业中心的东移。
从历史回到现实，如果上述判断正确，那么当前的两点担心是多余的：
　　第一，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并非一个严重问题，这是经济发展中的必然现象，甚至可以断言，只要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高增长，经常账户顺差就必然持续。因此，中国需要坚持的是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对——如果我们对自身的竞争优势有足够的信心的话。
　　第二，国际游资对中国经济构成的威胁不必高估，关键是中国自身的储蓄率是否依然保持高水平。值得担心的倒是，一旦真的出现国内消费高潮，中国有可能引起全球性通货膨胀。

　　作者为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