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差陷阱与商业银行收益模式的变革

2007年5月18日，中央银行同时采取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毫无疑问，这一紧缩性政策组合直接针对当前的流动性过剩以及由此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间接影响资本市场泡沫。然而，当我们关注一项货币政策的宏观意义时，首先需要观察政策的微观激励意义，由此才可能真正分析货币政策通过怎样的渠道进行传递，并如何形成最终的政策效应。从这一角度看，我们首先观察到的不是货币政策的紧缩性，而是利差收窄对居民和银行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

　　【栏·金融改革】

利差陷阱
    利差陷阱是商业银行收益模式长期无法得到变革的主因。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经常在各种场合听到各类商业银行提出增加中间业务占总收入的比重，逐步降低银行对存贷款利差收入的依赖性。问题是，这一银行界的共识似乎在实际操作中的落实很不理想。其原因在于两点：
    一是从社会资金的供给方看，居民持有存款的意愿在1996年至2006年第三季度之前保持了近10年的高水平，这导致了银行在客观上聚集了主要的社会资金来源，因而银行信贷必然成为非金融部门融资的主要供给者。众多关于中国社会融资结构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指出，这种现象既与东亚社会的高储蓄行为倾向相关，也与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中持续存在的银行存款隐性担保有关。然而，从银行作为存款货币创造者的基本理论出发，原始存款通过信贷渠道派生，商业银行的存贷款经营模式和利差收益模式成为其经营的主流范式。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商业银行有积极性推动贷款以派生存款？
    于是，我们必须进入第二个原因的分析：利率非完全市场化背景下的利差结构。在1996年以前，通过变相提高存款利率以竞争存款的现象在银行业普遍存在，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高息揽存已经不再构成银行行为的主体，此时，中央银行一方面提高了信贷利率上浮空间，但同时限制了存款利率的上浮，结果是存贷款加权平均利差持续保持于高位，这就形成了银行放贷和广义货币持续增长的激励。当各路经济学家忙于从宏观角度论证M2/GDP比重持续上升的制度因素时，微观激励往往被忽视。反过来看，持续存在的高利差使得商业银行没有真正的积极性拓展中间业务，因而构成银行盈利模式停滞于传统状态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