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5日下午，由“知识分子”和财新传媒共同创办的新知论坛在京拉开帷幕。首场新知论坛同时作为第六届财新峰会主题分论坛之一，围绕“科技创新与未来投资”展开。“知识分子”主编饶毅、鲁白、谢宇三位教授，对话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前院长黄晓庆、北极光风险投资基金联合创始人邓锋。
本场论坛讨论的焦点集中于科技创新如何助力中国未来发展、科技创新如何与金融资本融合，以及未来科技创新的方向与趋势等，来自学界、实业界和投资界的六位嘉宾跨界互动，以各自不同的视角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思想盛宴。
发言嘉宾有：饶毅（《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教授）、谢宇（《知识分子》主编，普林斯顿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邓峰（北极光风险投资创始合伙人）、黄晓庆（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前院长）。主持人：
鲁白（《知识分子》主编，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知识分子》为遗憾不能亲临现场的各位读者献上对话实录，精彩不容错过。
引言
鲁白（主持人）：我想先做一个基本的背景介绍，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讨论“科技创新与未来投资”。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5年，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巨大的成就是怎么来的？
每个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都不太一样。我个人认为，大概有四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改革红利；二是大市场；三是中国与国际的价格差；四是“搭便车”，也就是说，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开拓了一片市场之后跟上去的。而“搭便车”的后发优势，我们也许慢慢就会失去了，中国要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成为世界强国，必须要依靠自己的科技创新来引领。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场论坛想要讲的主题。
今天的讨论，我们将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展开。纵向，就是依照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顺序，探讨科技体制、科技创新及其对投资界的影响；横向，是希望各位从体制机制、教育、文化三个层面来考虑。
一、 过去几十年，中国创新的驱动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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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白：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屠呦呦今年获得了中国本土的第一个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而放眼全国，各个一流高校和研究院所也都作出了相当可观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我们的高科技企业也有了很大成长。最值得称道的是科技投入，目前已占我国GDP总量的2.5%。可以说，我国科技投入的连年增长，是造就今天科技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位嘉宾，你们各自从学术界、投资界或者创业界的角度来看，过去中国创新的驱动力，除了国家的投入之外还有哪些？究竟是什么，使得中国的科技能够取得长足进步？虽然，今天的状况仍然不尽如人意。
饶毅：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自己的回答，但我有另外一个想法。作为科学家，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与财经相关的会场，之前从未参加过类似会议。我觉得，我们今天把科学和财经关联起来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在于，很多中国人都在思考我们走过的道路与其他国家是否有所不同？但事实上，我相信我们的道路与外国有很多相同之处。
所以我在专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了一个渐进的、可行的、不同的道路。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承认美国目前所走的道路是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就是，近一百年来美国科技走上快速发展道路，特别是在这一个世纪时间中的前五六十年，科技起飞对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大量优秀人才进入科技界。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科技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是有限的，而学金融的人可能“篡夺”了对经济的主导权，科技成为从属，由此变成了金融为主、科技为辅的经济。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提出一种假设——“饶毅假设”，就是我们国家不走美国这条路，而是让原创科技作为主导，金融为辅助，把美国的金融和科技的主次关系颠倒过来，也许我们就可以走出新的道路，甚至是可以超过美国的一条道路。
邓锋：我完全反对饶毅的说法。
鲁白：我也反对（笑）。我本来是想从过去、现在、未来这个顺序展开，可是饶毅直接就说到了未来。先请邓锋做一个回应。
邓锋：首先，美国科技的领先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它领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金融的支持。以风险投资为例，如果没有风险投资，就没有美国今天在世界科技界的龙头地位。回头看过去30～40年，美国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几乎没有一家不是由风险投资投出来的，苹果、英特尔、Google、Facebook等等都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科技行业需要很多风险投资的原因，而风险投资是金融业很大的一个支柱。
另外，美国的科技并没有落在金融之后。今天，美国科技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可能比金融业在世界的领先地位还要强。美国国力之所以到现在还这么强，我们可能有些忽视的一点是，很多风险投资对创新创业的支持，使得他们的科技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所以，今天的中国也需要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鲁白：很长时间以来美国一直有风险投资，所以刺激了高科技的发展，是不是这么回事？
徐小平：我们在呼吁政府重视和支持科技创新的同时，其实金融创新、融资创新也同样重要，它支撑着今天我们所提倡的创业创新的运转。事实上，多年以来，中国在金融和创新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美国。
鲁白：好，现在我们的讨论回到了既定的顺序，过去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我们请谢宇教授谈谈他的看法。
谢宇：世界的科技中心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转移，而且基本以80年作为一次更替周期。美国作为世界的科技中心，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因此很多人认为，美国正在失去其对世界科技的领导地位，我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科学本身在美国发生了几个方面的改变。第一，以前的科学是小规模、个人的，现在是集体的、需要投资的，有规模化的实验团队，这种“大科学”是在美国首先实现的；第二，现在的科学研究有专业的队伍，在美国产生了一批职业科学家，他们就是为了工作，可以说现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并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第三，是科学有了政府的参与和支持，主要在基础科学领域，而这些基础科学的成就是世界性的，可能过几十年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会对整个人类产生作用和效果；第四，是应用科学与企业的结合，像美国有很多很好的科技成果来自IBM、Google和Apple，已经形成传统。
再来看中国的发展。中国原本就很少有个人的、小规模的科学研究，也鲜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科学家，而是一下子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格局，并且现在的科学都是世界性、国际化的科学，要靠资金、机构去发展。那么中国人从事科学的动力在哪里？一是很多得到高等教育的人需要职位去谋生，也有人是需要通过做科学去升官发财当干部，获得社会地位；二是很多基础科学研究，只要有资金、有实验室，从业者本身并不需要很聪明，通过劳动就可以产生结果；三是中国现在的国际合作很多，也就是鲁白刚才讲的“搭便车”，人家有想法，但是没有钱、没计划去做，那我们来给你做，这方面现在也有很好的环境。中国的科技发展，这三点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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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谢宇和邓锋都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美国现在的科学很好，领先世界。这句话是事实，但如果中国按照我刚才的“饶毅假设”发展，也许这就不是未来的情况。
这是什么意思呢？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投入科学事业的青少年与日俱减，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如果我们继续跟着美国走，也是投入科学的人与日俱减，我们去重复它的这条路，那么也就是走上了一条永远跟不上它的路。相反，如果我们采取具体措施，让中国的科技创新增加，支持新科学和技术的发现和发明，那么长远来看我们有可能成为领先者。
鲁白：科技投资最终要落实到产品和产业，所以我们还想听听来自产业界的黄晓庆对科技发展是怎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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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技术和资本从来都是一对孪生的兄弟。美国从爱迪生、贝尔的时代开始，这些伟大技术发明家背后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撑，就是华尔街。爱迪生的通用电气、贝尔的AT&T如果没有上市，那他们就不可能获得投资发展科技，所以，金融的创新和科技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饶毅教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最优秀的人去了华尔街。我觉得这是可以认同的。但是，这并没有给美国带来问题。相反恰恰因为如此，才使得大量的留学生可以去美国就读其他专业，给美国带来新鲜血液。
鲁白：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过去，但针对中国的过去，可能讲得还不够多，最后给邓锋一次机会。
邓锋：从历史看未来，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很好的时机，就是用金融刺激科技的发展。中国过去的科技发展有很大问题，叫做“科技就是实验室”，最后都没法产业化。不管是清华、北大还是科学院，真正的产业项目很少，为什么？因为不是市场驱动。
而为什么金融刺激的科技能够有发展呢？因为资本是逐利的，要从市场上看哪些地方能够赚钱。风险投资不是靠钱来赚钱，是靠能够形成一个具有竞争壁垒的创新来挣钱，以此驱动科技发展。
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就是通过资本的介入，让科技创新由市场来导向。当然我不反对基础科学还是要做，但很多应用科学的市场导向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金融资本给科技创新带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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