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2019年曾给出长期利率下行的几个理由:
一是,新旧动能转换,旧经济出清。中国经济逐步摆脱城投、地产依赖症,债市高收益资产的供给减少。
二是,宏观杠杆率,尤其是政府杠杆率提升。杠杆向中央或政府部门转移,导致全社会承受高利率的能力下降。
三是,逆全球化过程中,消费国容易胀,生产国容易缩。中国作为生产国,导致供给压力上升,并带来再通胀压力。
四是,信用货币时代,货币超发约束减少,相比技术和劳动力等,资本的稀缺性降低,资本回报率存在下降可能。
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固收首席分析师。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04年开始从事固定收益研究工作,2024年9月任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曾任中金公司固收研究团队负责人、董事总经理,2018年10月加盟华泰证券研究所,任固定收益研究首席分析师,总量负责人。
我们在2019年曾给出长期利率下行的几个理由:
一是,新旧动能转换,旧经济出清。中国经济逐步摆脱城投、地产依赖症,债市高收益资产的供给减少。
二是,宏观杠杆率,尤其是政府杠杆率提升。杠杆向中央或政府部门转移,导致全社会承受高利率的能力下降。
三是,逆全球化过程中,消费国容易胀,生产国容易缩。中国作为生产国,导致供给压力上升,并带来再通胀压力。
四是,信用货币时代,货币超发约束减少,相比技术和劳动力等,资本的稀缺性降低,资本回报率存在下降可能。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李东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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