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
历史可能重演—2011年秋季将再度出现2008年秋季的违约危机。只不过,上一次是金融机构,这一次是政府债务。从因果关系看,三年前的危机是本次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最终的结局仅仅是一轮又一轮的损失转嫁型道德风险。在美国,当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时,损失以政府救助的方式转嫁给当局;当政府债务面临偿付风险时,债务上限的提高实际上把偿付责任转嫁给下一代人。在中国,每一次当企业部门出现盈利收缩时,惟一能想到的就是放松货币维持企业生存,但当前的负利率导致的年度约1.5万亿元的通胀税,意味着企业部门的损失实际上通过货币政策完成了转嫁。如果上述转嫁行为可以无限持续倒也罢了,但被转嫁者总有不堪重负的一天——这就是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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