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曹海丽）加拿大决定退出《京都议定书》，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并不意外，因为加拿大现任保守党政府对《京都议定书》没有好感，极力想摆脱它，不愿意继续参与第二承诺期，是关注气候谈判的人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
但加拿大选择在好不容易取得“一揽子方案”的德班会议刚结束就宣布这一行动——尽管是一个合法的行动，多少令人意外。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或不可低估。这是第一次一个已经加入《京都议定书》的国家选择退出。它将极大地挑战气候国际协议的法律效力和信用（相关评论：《京都议定书》已名存实亡）。
不少人认为美国是第一个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其实，美国从未加入。这里涉及到两个环节，一是签署（sign），二是批准（ratify）。
从1998年起，参加京都会议的与会各方纷纷签署了这一议定书。其中加拿大是最早签署的国家之一（1998年4月），但是仅有政府代表签署还不能正式生效，必须经各国议会批准。这个过程可以是漫长的数年时间。
美国参议院早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之前，就以全票通过“伯德·哈格尔决议”，要求美国政府不得签字同意任何“不同等对待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有具体目标和时间限制的条约”，因为这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危害”。尽管如此，参加谈判的副总统戈尔还是在1998年11月象征性地签了字。
但考虑到参议院当时的态度不可能通过该条约，克林顿政府没有将议定书提交国会审议。
2000年美国总统改选，共和党候选人布什上台，他明确表示不会把《京都议定书》提交国会批准，因为议定书规定的要求太高，会损害美国经济；同时，他也认为科学界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还没有定论。直到现在，美国国内都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美国因此一直游离在议定书之外，不承担任何强制减排责任。
这使美国成为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国家中，惟一一个没有得到国内批准的。从国际法的角度，一般认为一国对于已签署的条约没有批准的义务，可以批准，也可以拒绝批准，也无需向有关国家陈述拒绝批准的理由。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并不构成违约行为，不用承担国际法上的违约责任。
而加拿大，是在2002年12月经议会批准正式通过《京都议定书》，当时的政府由自由党领导。2006年，保守党上台。随着政党的更替，加拿大的气候政策也随之转向。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北京代表处高级顾问杨富强撰文说，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以美国马首是瞻，亦步亦趋。不仅没有制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低碳经济发展计划，反而降低了减排目标，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
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加拿大政府提交的承诺目标是，2020年在2006年的基础上降低20%，等效于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3%，是第一个将承诺目标降低的国家。现在的目标是，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17%，等效于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增加3%。
这正是加拿大选择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真实原因——它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第一承诺期的减排目标。环境部长肯特承认，加拿大如果要完成目标，只能采取“极端措施”，比如所有的车辆停开，暖气供应停止。
而根据议定书的制约机制，如果没有在第一承诺期完成目标，将在第二承诺期双倍扣除“允许的排放量”（AAU），并取消参加灵活机制的资格。
《京都议定书》本身并未规定，对没有达到目标的国家实行经济处罚。但据《纽约时报》报道，肯特称加拿大可能会因未达到目标而面临140亿美元的处罚，另外一些人称估计处罚可能在60亿美元至90亿美元之间。
所以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完全是出于私利的考虑。另外两个明确表示不参与第二承诺期的国家：日本和俄罗斯，并不存在完不成任务的情况，所以并不需要退出。日本也在德班会议上表示，即使不参与第二承诺期，也会继续留在议定书里，履行其他的一些职责，如资金支持、市场机制等。
之所以加拿大提出自己的退出是行使合法权利，是因为一个国家即便是参加了国际公约，也可以退出，但是要走一定的程序，例如美国就在2005年退出了关于“审讯外国公民”的《维也纳公约》，泰国在今年就退出《世界遗产公约》。但是不同的公约有不同的章程，退出有不同的程序和规定，程序走完之前，仍然需要承担责任。
根据程序，退出《京都议定书》需要向公约秘书处提交正式的请求，并需要一年的时间完成程序。而第一承诺期将于明年底到期，如果想逃避可能的处罚，加拿大必须在今年底正式提交。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德班会议取得了“一揽子方案”，加拿大仍然选择会议一结束就宣布正式退出。
但是，加拿大说退就退，是对气候国际协议法律约束力和信用的一个挑战。《京都议定书》是目前惟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条约，但是它对履约方的不兑现承诺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制约和处罚。既不能送进监狱也没有罚款。它更多的靠的是道义上的自觉。
但是在国内政治和国家利益的驱动下，道义上的自觉是无力的。如果没有实质性的约束机制和处罚机制，谁又能保证将来的新国际协议不面临同样的困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