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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案律师:沉冤何以昭雪

2015年05月18日 17:24 来源于 财新网
冤案平反,总有一些人要承担责任,刑讯逼供者可能是渎职,也可能是偏见,刑讯逼供的确犯法了,但其他负责监督的人呢?这就涉及整个司法体制,虽然其他人没有直接错误,但难逃责任

  【财新网】(记者 周东旭)“法官终极的使命是,不可以惩罚无辜的被告。”

  “律师的终极使命是,不可以坐视法院惩罚无辜的人。”

  5月17日,“比较视野中的错案救济和预防”主题研讨在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主讲人为来自美国的贝里·薛克教授(Barry Scheck)和来自台湾地区的罗秉成律师,中国人民大学普通法中心主任何家弘教授主持。

  贝里·薛克是卡多佐法学院教授,曾在著名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中担任辩护律师,他参与创始的美国“无辜者计划项目”在纠正冤案方面已经取得不小成绩。罗秉成律师是知名律师,台湾地区冤狱平反协会理事长。

  “在英美等国家,纠正冤假错案是为了寻求真相,找到真凶,避免再次犯错,而非意识形态之争。”薛克介绍,截至2015年3月,设在密歇根大学的全美昭雪登记中心记录了被查实的昭雪者共1555人。

  几乎全部被昭雪者都曾经在监狱服刑,1555人的昭雪者已服刑时间总和为14429年,平均每人达9年,其中,40%服刑超过10年,61%服刑至少5年。在这份统计名单中,男性占91%,从种族看,47%为黑人,40%为白人。

  导致冤案的因素主要有:伪证或虚假指控,政府官员的不作为,错误的或有误导性的司法鉴定证据,虚假的认罪口供等,其中,伪证和虚假指控最为明显,占所有平反冤案的56%。

  对于冤案的分析,薛克主要围绕证据展开,重点介绍了近年来他主持的无辜者援助项目。无辜者援助项目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利用基因鉴定方式证明被判有罪之人的清白。“证人指认未必真实,指纹、纤维和咬痕等手段在法律上也并非完全可靠,很容易出错”,薛克认为DNA技术是目前法庭科学上最有证明效力的手段。

  从1989年出现第一个靠DNA证据而昭雪的案件,无辜者援助项目成立以来,已有329个案件因DNA证据翻案,确认真凶140人,“不少还是连环杀手”。其中,235个案件存在证人指认错误。

  在薛克看来,利用法庭科学改进发现证据的能力,是平反冤案的经验之一。“每次司法制度改革都是提高发现真凶的能力,DNA是革命性证据,改变了证据的能力。”

  借助DNA技术平反,近年在台湾地区也有类似案件。罗秉成指出,取证、讯证和留证对于应用DNA技术很关键,一些多年陈案如果不能存留下现场证据,建立相关数据库,即使DNA水平再高,平反也会难度大增。而且,DNA技术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准确度是逐步提升的,甚至不排除曾经的DNA技术验证出现过错。

  台湾地区的冤案平反之路与内地有相似之处。24年前的苏建和案成为台湾冤案平反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被罗秉成称为冤案平反中“第一场司法崛起的运动”。因物证模糊,定罪过于依靠口供,警方又有刑讯之嫌,该案历经十几年的反复的审理程序,2000年,台湾“高院”启动再审程序,先是判处被告无罪而后又改判,直至2012年才最终定案,被告无罪。

  罗秉成特意提到,知名证据鉴定专家李昌钰博士的意见,是推翻过去法医鉴定的重要一步。最终,涉案三名被告无罪释放,每人获得赔偿500万元(新台币)。

  “冤案是接力,属于系统性错误”。罗秉成与薛克均表示,现有制度肯定更愿意维护法院原有判决,不希望启动再审,“平反冤案在任何体制下都是颠覆性的,都要寻求合法性。”

  “在台湾申请再审相当难,通过再审门坎大概千分之三,也就是一年不超过十件。”根据台湾地区的经验,罗秉成指出,平反冤案首先需要扫清法律层面的障碍,通过修法降低平反的门槛。

  罗秉成主持的冤狱平反协会属于民间非营利性组织,全部经费由社会捐资,不接受当事人任何费用,即使案件成功平反。在罗秉成看来,民间的平反协会与政府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共同合作。

  在美国,除了询问制度改革,也开始着手机制上的改革,比如有的检方内部成立“确认调查小组”(Conviction Integrity Unit),负责再审案件的重新调查,项目负责人一般为辩护律师,案件一旦出现新的证据,公诉机关与辩护律师就要交换证据,及时交流看法,同时,双方达成协议,在案件未查明前,不向媒体透露相关信息。与此相关的背景是,美国检方的不当行为也是导致冤案的重要原因。

  “冤案平反需要利用正确恰当的机制。”薛克介绍了自己的一点经验,每次冤案平反成功,他都会拉着检察官的手,将功劳归于检察官。

  在台湾,罗秉成介绍了一个新的动向,即给“检察总长”写信反映情况,由其向“最高法院”提出“非常上诉”。

  能否成立一个独立于司法系统的机构负责冤案平反,是未来值得期盼的方向之一。但是,“总要一步一步来”。

  冤案是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任何一起冤案都掺杂了诸多体制性因素。演讲中,薛克特别以中国刑讯逼供为例,“冤案平反,总有一些人要承担责任,刑讯逼供者可能是渎职,也可能是偏见,刑讯逼供的确犯法了,但其他负责监督的人呢?这就涉及整个司法体制,虽然其他人没有直接错误,但难逃责任。” ■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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