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将女性身体与国家尊严绑定、将女性性道德视作国家荣辱标尺的观念,实则极其有害
顺应全球金融创新大趋势,可鼓励有关机构先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稳定币,变挑战为机遇
在推进数据开放、保持政策预期稳定、打通人才流动通道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上多做工作,释放更多制度红利,构建起适应新范式的创新生态,推动通用技术扩散,激发中国在这一波产业革命中的强劲竞争力
营造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制度环境,拓展企业家的创新空间,通过激发企业家才能来实现需求创造与供给优化的动态平衡,将成为推动创新发展的关键机制
一是大政府小市场的背景下,政府LP基金的风险厌恶型特点与风险投资需求间的不匹配问题;二是以间接金融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难以满足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特别是初创期)的融资需求;三是科技端民营企业与金融端国有企业的错配问题
在全球科技产业变革加速期的重要历史交汇点上,推动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构建起开放合作的创新生态,依然是重要的一环
持续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政策必然导致并加剧结构失衡。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问题,很大程度源于长期凯恩斯式刺激的副作用
当前将破产服务信托简单等同于重整信托的认知偏差,不仅扭曲了市场行为,更阻碍了信托制度在破产清算领域巨大价值的发挥,尤其忽视了清算信托在化解处置难题、提升清偿效率、节约司法成本、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2024年,中国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已达到56.7%。参考国际经验以及结合新的人工智能革命,中国服务业仍有很大发展潜力
日本1991年房地产崩盘是一场典型的政策引致型危机,一系列政策失误构成完整的警示链
法拍房需要在法、理、情上加以平衡,认真评估整个生态的连锁复杂反应,反思、修补制度的漏洞,切不可破坏整个市场生态
中央政府应尽快考虑推动以下打破常规、可感可及的三套政策组合拳,快速激活一二线城市楼市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报告称,若不加速“全球南方”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进程,数字领域的集中化趋势恐将拉大发展鸿沟,并加剧地缘政治的两极分化
长期以来,人们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诸多认知偏差,对这些谜题的分析与解答有助于理解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特点与演进方向,也可能成为全球治理的关键密码
全球化通过哪些机制推动民粹主义?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如何在政治体系中发挥作用?为什么全球化对政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本轮“并行税制”协议体现出国际税收规则演进进入新的阶段,G7与美国之间的妥协并非终点,而是制度多样性与制度协调并存的新起点
日本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2008年的房地产危机,是两种不同政策逻辑的“压力测试”,其结果对中国当前楼市止跌回稳具有镜鉴意义
经过10年的金融清理,大的金融系统周期已经在逐步筑底反弹。由于金融清理和风险消化导致的阶段性金融市场波动将大幅减少,金融系统也将逐渐从防风险模式转而回归促发展模式,进而提升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支持
住房公摊是供不应求的“房荒”阶段的产物,随着“房荒”成为历史,公摊也将大概率成为历史
科技和法律的关系正在进入新的阶段,这也就需要确立新的关于科技的法治认识论
清朝的限制对外贸易是客观事实,是个历史悲剧
近期的通胀已经超出了央行的控制范围,但很可能对未来的通胀影响不大。实际上,“该发生的总会发生”
当下中国清洁能源的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关键节点,未来十年的政策选择与产业布局,将决定中国能否抓住清洁能源行业的经济和战略优势,并引领世界进入高质量、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
未来的科研,将从高度依赖科学家的“作坊”,走向AI自主完成科学发现的平台。这一转变可能会锁死后发国家的赶超,却也是中国制造突破“卡脖子”和科研转化瓶颈的机遇所在
老年人“要不要就业”和“该不该就业”的争论背后,是原本私人的、个性化的选择成为社会关切,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前一些社会环境或条件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