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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线评论|危机应对离不开民间参与

2020年02月01日 21:41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民间力量不能置身危机应对之外,还应积极参与其中,扮演好疫情防控的参与者和决策落实的监督者等多重角色
2020年1月23日,广州南站,春运高峰客流中,男子帮身边的人戴上口罩。图/财新记者 梁莹菲

  【财新网】/火线评论(记者 陈宝成)武汉“吹哨人”的遭遇和湖北省红十字会的物资分配争议,再度将社会转型期内民间力量参与危机应对的尴尬境地暴露于公众视野。

  以人体血管为喻。人体血管既有输送血液的动脉、静脉,又有数不清的毛细血管遍布全身,构成血液与组织进行物质交换的场所。它们功能各异,相互合作,构成封闭的血液运输系统,从而为人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和人体血管一样,一个国家也是由政府、市场、社会成员等多个“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组成的有机体。身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国社会危机应对模式亦呈现转型阶段的特点。重新激活民间活力,发挥民间力量的参与和监督功效,提升危机应对的整体效率,理应成为未来危机应对的强化选项。

  政府犹如一个社会的心脏,它沿袭了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源源不断地将“血液”输送到社会各处。比如在此次疫情应对中,中央高层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成立领导机构,统一调度全国力量防控疫情;此后,全国党政军民齐动员,各地医疗队奔赴抗疫一线,各种物资也持续转运至疫区。

  但在层层传导过程中,社会公众可以发现,这种输送是“粗线条”的,要实现输送与接受的最终精准对接,尚需要“毛细血管”式的民间组织助力才能完成。而一些地方机关仍然沿袭了保守封闭的思路,全权包揽大小事务,表现出高度紧张、面面俱到的特征,进而延误了疫情防控工作的预警和效率。

  其高度紧张的一面,最为显著的例子莫过于武汉警方对诸多“吹哨人”的预警做出的训诫、教育等。疫情发生后,随着媒体报道的持续和深入,社会公众发现,年初被武汉警方训诫、教育的“吹哨人”,实际职业多是医生,事由也不过是因为他们在同业微信群中互相提醒警惕疫情而已,而被训诫、教育者的数量却不止此前众口一词的“8人”。(详见新冠肺炎“吹哨人”李文亮确诊 曾被警方训诫(更新)新冠肺炎又一“吹哨人”现身 曾被警方口头教育)这与当初武汉警方通报查处的“8名市民传播谣言”给人的印象相去甚远。信息高度集中、“内紧外松”的惯性思维不仅不利于做出科学决策,反而会错失纠错的契机。

  此次疫情防控引发物议纷纭的另一热点,莫过于各种物资的管理与分配。1月27日,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捐赠物资必须通过红十字会,就是要对捐赠者、捐赠物资及其使用进行准确登记,强化统一归口管理。然而1月29日,湖北省红十字会第一次公布部分捐赠物资使用情况显示,捐往武汉协和医院的只有3000个普通口罩,却有3万多个“N95”口罩流向“莆田系”的武汉仁爱医院和武汉天佑医院,由此引发网络和舆论强烈质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等武汉市医院,以及湖北其他市县的很多医院也在直接向社会求助(详见武汉协和医院物资依旧紧缺 红会争议未消)。此后,湖北省红十字会自认存在“审核把关不严、执行程序不严格、工作不细致、作风不扎实”。

  官方要求归口统一管理,首先要考虑负有归口统一管理的机构是否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具备的执行能力,还要预知其滋生腐败和低效率可能导致货物积压和分配不及时有效等问题,并采取应对措施;而不能以“归口统一管理为名”,垄断民间参与救援的途径,更不能剥夺民间特别是捐助者对捐赠物资的有效监督。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中的表现有目共睹,他们既是各种救援物资运送、救援行动展开的参与者,又是身处其中的监督者。这证明了民间社会蕴藏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极其丰富,能够有效填补政府分配机制的失灵之处。这样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本应当在此后的危机应对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遗憾的是,近年来民间社会组织呈现逐步萎缩甚至凋零之态,最后导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公众看到了各种民间动员的积极力量和热情,却难以有效参与和监督。

  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面面俱到的政府遭遇协调困难时,商业和公益组织恰好是最有效的填充力量,是社会转型条件下更加广泛的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相较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言,民间组织的基础性作用,既表现在对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的“一管就死”、职能缺位的弥合,也能克服原子化的一盘散沙的状况,从而成为官民沟通的粘合剂,其“毛细血管”式的分散特点亦是其优点,即精准化、有效性、点对点,“更加细致办好事”。

  在更加深入的层面审视,官民关系不仅有对立、有冲突,更多还是依存与共生。这种复杂性到了战时愈加呈几何倍递增。危机应对毕竟事关全民,政府理应更加重视民间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这不仅体现在捐资、捐物,更要看到在维持社会秩序、配送救援物资、加强监督监管等方面,民间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提高危机应对各项具体工作的效率。

  就社会转型的方向而言,官民关系的重构是社会秩序重构的应有之义,而现代社会秩序即自下而上的开放型秩序。在此种社会秩序中,个人、家庭、社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构成自下而上的层级,社会规则遵循自下而上的原则,即凡是下一层级能做的事情,上一层级不加以干预;下一层即做不了的事情才由上一层级去承接,同时上一层级要对下一层级的公共治理行为予以辅助。

  这样的社会秩序中,个人、家庭、社区构成民间基本盘,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构成官方的主体架构,两者共生共存,才能共渡危机,助推社会转型。这应当成为全社会各阶层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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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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