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高铁追尾事故引发的对高铁发展方式的思考和讨论,已经取得初步成果:政策层面的降温措施开始执行,专业领域的讨论出现多元化趋势,舆论对高铁的评论渐趋冷静。由此,几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高铁大跃进”开始了理性复归。
高铁较快发展根植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对快捷交通的需求,其成绩也有目共睹。但是,自刘志军主政铁道部以来,高铁的“跨越式发展”越来越呈现为对规模和速度的盲目追求,在很多方面,十分类似1958年的“大跃进”。从列车制造技术到工程建设,从区域经济空间的整合到地方产业规划,从出行方式的便捷到生活形态的变革,高铁被塑造成了这个时代的一座新神像,“突破”缤纷而至,“革命”旋踵即来,高铁兴奋弥漫于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