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时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但在中国渐进转轨经济中这一定义是有误的,可能需要重新确定。教科书和其他文献关于全要素生产率来源的解释,首先是技术进步,包括知识进展、技术研发应用,还有生产工艺、设备等方面的创新;其次是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专业化分工;再次是组织创新,包括公司组织结构的优化等。实际上,这样的定义,在逻辑上是基于体制是市场经济和体制不变的假定。这与中国非竞争和非市场化领域中的低效率和财富抑制,以及体制改革会提高生产率的实际国情并不相符。
前面“之五”短文中讨论渐进转轨经济计算的两个基础模型,旨在从经济学理上找出分解改革全要素生产率的数理逻辑和方法。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不仅来源于现代经济学已有的定义,还来自以下两个方面:(1)市场化配置改革释放体制性剩余,提高要素投入的生产率。其内在机理是,在资源利用比例方面,改革促使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从体制性剩余的非竞争性领域向竞争性领域流动,而竞争性领域效率要比非竞争性领域高,从而获得生产率提高的增加值。(2)原来无价格的土地房屋资源在体制上放开和允许市场交易,一旦交易发生,会产生从零到市场价格的财富溢值。渐进转轨经济的全部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市场化配置全要素生产率、土地房屋资产化溢值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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