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领域:国际战略、中美关系、宏观经济、经济发展与增长、财政体制改革、金融风险控制、土地制度与房地产、城市化、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经济等。
目前受国际局势动荡影响,大宗商品进口和价格上涨,应当推动“植物生产—能源原料”土地利用,并与资本技术要素投入组合,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氢能源发展战略
土地要素密集型氢能“土地生产—地租和劳动分配”产业路线,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零碳社会一个难得的重大机遇
中国转型的关键任务仍然是二元体制向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体制并轨,并且也只有继续深入地进行大力度的体制改革,才能促进二元结构的加速转型,释放新的生产活力和价值潜能,加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完成工业化和进入初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中国西北、东北和北方等地区仍有大量因水资源短缺而制约开发的未利用土地,在扩大发展空间上具有巨大潜力
如果在未来15年中,将国土利用率提高5个百分点,增加5亿亩耕地、0.5亿亩园地和1.5亿亩建设用地,可使经济增长速度年均提升0.5个百分点
提高生育率和增加新人口,需要降低女性因生育和无处托幼而失去工作的机会成本,大幅度降低家庭子女的教育成本,并降低年轻人居住成本
关键是在未来的80年中保住10亿人口规模,经济方面在未来15年中保持一个先中高速增长后中速增长的趋势,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过去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70%,来自于经济改革对体制扭曲禁锢资源、要素、资产、企业等生产和财富形成能力的释放,而不是教科书上说的广义技术进步
如果推进宅地、农村住宅、林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资产化改革,将会为未来15年带来年均1.5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潜能
中国既是一个结构转型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体制转型的转轨国家,是双二元转型国家。双二元体制间如何相互掣肘、相互摩擦,又如何相互促进?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影响关系?
需要根据中国的二元体制国情,创新思路,寻求和形成符合国情、学理严密、可以量化和仿真推演的学理逻辑和分析方法,用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和经验,以及研究未来中国潜在和稳定的经济增长
二元体制造成了连续性的消费需求不足,导致了常态性的生产过剩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到了计划与市场并存二元体制向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体制并轨改革的攻坚阶段
深化农业生产方式和相关体制改革、实施调水改土重大战略举措是解决后疫情时代粮食产需缺口、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中国城乡由于户籍等体制扭曲形成了规模较大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因土地计划配置形成了土地的巨额体制剩余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能,包括广义技术进步的新潜能,主要还是直接和间接地来自于大力度地推进消除扭曲的体制改革。如果大力度推进改革,中国未来15年宏观2%通胀率目标下,完全可以实现GDP平均6.73%-7%的名义增长率,保持供给与需求平衡和金融体系安全
为什么还需要对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体制进一步改革呢?原因在于有一些要素配置经济体制扭曲不可纠正,会导致要素闲置、浪费和低利用,其产出损失也不可避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3.1%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只有1%左右是广义技术进步实现的,2.1%是通过体制改革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改善要素配置来实现的
从中国二元体制长周期转轨国家的特殊性看,土地要素配置改革和开发增加土地要素,对于寻求中国新的增长潜能意义非常重大
分析一个二元体制国家的转型时,必须在学理上建立“体制扭曲差值”这样一个范畴和最基本的变量。其实,这种体制扭曲差值在二元体制国家普遍存在,只不过人们熟视无睹,没有将其与效率结合起来进行逻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