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放缓背后的扭曲

　　居民收入及消费投资需求收缩性变动，已经并还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自然变动情况下）。而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偏离应有标准值逐步下降。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住宅商品化和土地大规模竞价出让，再加上加入WTO后出口导向的推动，即使已有不利影响，90年代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期间，中国还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凸显于2012年，供给大于需求压力使经济增长从8%以上的高速度跌下，不断相对收缩的需求要求生产能力不断地出清，使增长速度持续放缓。

生育管制造成10余年及今天消费需求回落

　　前20年生育管制，致使居民消费和居民投资需求相对收缩，合计影响2012-2022（下同）经济年均增长0.37%。中国人口数量最后一波高速增长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其中期后，最高的198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了16.61‰。从1988年开始，人口自然增长速度开始下行。20年前自然增长人口在20年后进入就业创业，但此时有消费和投资支付能力的经济主力人口绝对数量减少。我们以20年前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未对人口生育进行行政干预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标准值，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差值，计算损失的居民边际消费从22亿元增加到4036亿元，损失的居民边际投资从7亿元增加到2030亿元，分别在需求侧造成了年均0.25%和0.12%的经济增长损失。

阻碍人口从农村农业向城市工业迁移导致居民需求不足

　　人口从农村农业向城镇工商业转移受阻，影响了受阻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创业投资能力，在需求侧造成了经济增长速率年均0.7个百分点的损失。我们以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未对人口迁移进行行政干预国家的市民化率为标准值，以中国城镇户籍人口率、非城镇户籍常住人口率和农村常住人口率的三元扭曲值计算，2012～2022年间，迁移受阻累计分别造成居民消费支出和投资能力边际减少13151亿元和51497亿元，使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分别损失0.20个和0.58个百分点。

零地价低补偿征地严重抑制农村户籍居民的收入和需求

　　农村和城郊土地征收交易收入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分配扭曲，影响了农民合理的收入和需求流量，造成经济增长年均下行0.28个百分点。2012～2022年，以市场经济体国家土地市场配置，农民可获得土地交易合理的收入为标准状况，以中国农村土地由地方政府零价格低补偿征用，行政垄断出让，交易收入97%以上归地方财政为扭曲状况计算，分别造成农村户籍居民消费支出和投资能力边际减少12646亿元和11519亿元，使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分别损失0.14个和0.14个百分点。

农村住宅仅是生活资料体制使农民失去财富及其相关收入

　　农村住宅不是市场经济的资产，禁止和不能市场化交易，农村居民不能获得这部分财产的市场化收益，影响农民投资及消费能力，造成经济增长年均下行0.17个百分点。以市场经济农民住宅可以交易为标准状况，以农民住宅被禁止或不能够交易为扭曲状况计算，2012～2022年分别造成居民消费支出和投资能力边际减少6119.00亿元和9179亿元，使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分别损失0.07个和0.10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