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领域:国际战略、中美关系、宏观经济、经济发展与增长、财政体制改革、金融风险控制、土地制度与房地产、城市化、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经济等。
今天尤其关键的是开启和深化土地要素资产化和市场化改革,才能获得经济增长再一次上行的动力
2021年应当全面放开生育,生育多少孩子,由家庭和个人自己决定,国家不再干预;未来的人口政策需要尽快向鼓励生育转变
中国的工业化阶段并没有结束,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强其购买工业品的支付能力,延长工业化的时间,是保持中国经济未来15年中高速度增长、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
通过城乡土地体制改革,以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为基础,释放创业就业活力,增加居民创业就业收入,扩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消除生产过剩,延长工业化,是推动未来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要使农村人口富裕,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有不动产财富,有与财产有关的创业和交易收入
转移农村人口,增加居民收入,需要宽容中小微企业和鼓励非正规就业
数亿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数亿亩体制性剩余土地市场化改革相结合,使得未来15年中国新经济增长潜能的60%到70%,来自于农村非市场化劳动与非市场化土地向市场化的改革和转型
长时期艰难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徘徊,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或者进入高收入行列后又跌入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在其发展的失误、困境和表象上,都有一些特点和教训
中小企业发展与收入分配的良性公平跟供给和需求的健康平衡息息相关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并不限制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和迁徙,且加以鼓励。土地能不能交易,关系到农民能不能获得财产性收益,积累进入城市购买住宅和创业的资金;城市房价的水平高低,是农村人口市民化的关键性制度安排
中国需要在人口严峻老龄化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2021年到2035年间,时间已经不多,形势十分紧迫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中国要想在确定的时间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唯一的行动战略是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根本就没有其他途径可选
中国仍然是一个未完成城乡二元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其未来经济增长的动能来源,可能还要从城乡间要素流动,及其产出与需求间循环等这样的视角去进行分析
如果想保证未来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的稳定和安全,推进和深化土地资产化和市场化改革,是不得不做的工作
总量性的赤字和发债,支出以基建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今天消费需求不足和最终消费品生产过剩的问题
经济主力人口的下行、改革开放边际动能的递减、企业投资和运营成本的上升、数量和规模优势的丧失、对外经济中的漏损,成为2007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行的重要原因
中国1992年开始了第二次突破性的市场经济取向改革和对外资开放,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提速阶段,推动了中国经济第二轮S型的高速度增长
从1978到1987年,中国国民经济实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S型增长。从1978年到1990年,中国GDP总规模从3650亿元增加到61130亿元,人均GDP则从381.8元增加到1653.9元
深圳不仅要在经济内循环上发力,同时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实现更加紧密的国内外互相促进的双循环格局
城镇土地和房屋本身已经极端资产化和货币化,其进一步深化改革,聚焦在三个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