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促消费的超常规手段

　　解决中国总需求不足问题的关键是消费必须要挑起大梁。“十五五”期间，消费需求要实现上台阶式的增长，GDP占比要从现在的56%提高到60%-65%，消费年增速应达到6%以上。

　　虽然6%的年消费增速和60%以上的消费占比只是一个合理的政策目标，但要实现，必须要有超常规的政策手段或深化改革措施，如万亿级别收入补贴、十万亿级别的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力度，和百万亿级别的资本市场增值，甚至考虑零利率、负利率政策。

　　只有在当下主动选择这些看起来超常规的政策，才能实现看似合理实则十分艰巨的促消费、扩内需任务。

“十五五”消费率提升5个百分点的必要性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为中国经济增长制定了令人振奋的目标：到2035年人均GDP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据此测算，2026年至2035年这十年间，中国的GDP年均需要保持在4.4%至5%左右的增速。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科技创新、深化改革等供给侧的增长动力，更需要摆脱 “总需求不足之困”，找到可持续的需求增长源泉。

　　构成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需求不确定性上升。目前来看，美国等国家对华采取遏制政策的取向不会改变，净出口增速将随贸易摩擦而大起大落。“十五五”期间，我们应当最大程度扩大外部市场，但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

　　投资增长已经难以支撑总需求扩张。“十四五”期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基本逐年回落，2024年已降至2.92%，2025年前10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已经下降到-1.70%，全年可能负增长或零增长。我们的研究测算显示，“十五五”期间投资年增速可能不会超过2.5%，靠投资拉动总需求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持续。

　　消费需求扩张的空间很大。当前中国最终消费率为56%，低于美国81%、日本75%和欧盟74%的水平；居民消费率仅为40%左右，不仅低于美国（68%）、日本（55%）、欧盟（52%），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5%）。“十五五”期间，如果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能够上一个台阶，就能明显缓解总需求不足之困，有效打开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这也是《建议》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根本原因。

　　怎样才能算实现了上台阶式的增长？我们认为，“十五五”期间最终消费率要从56.6%（2024年）提升至60%以上，同时居民消费率要从40%（2024年）提升至45%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消费率提升5个百分点以上。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消费率提升5个百分点的目标，年消费增速要达到6%以上，也只有实现6%以上的消费增速，才能支撑“十五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目标。

实现每年6%的消费合理增速并不容易

　　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年增长率为3.5%，10月仅实现了2.9%的当月增长率和4.3%的累计增长率，要实现6%的消费增长目标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首先，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速持续下滑影响居民消费信心。从“十一五”到“十四五”，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复合增速从14.7%下滑至5.6%，“十五五”如果不能扭转这一势头，实现更高的居民收入增长，实现6%以上的消费增速非常困难。

　　其次，消费是利率的函数，当前利率仍然偏高，不利于推动储蓄转化为购买力。2024年12月，中国货币政策从稳健转向“适度宽松”，降息降准周期开启，但一年过去，降息只有一次，降了0.1%，当前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还是3.00%，80万亿元的居民信贷，每降低1个百分点的利率就意味着减少8000亿元的利息负担，可以极大地释放消费潜力。

　　第三，消费是税收的函数，为居民减税仍有空间。欧美等国家提振消费，为家庭和个人减税往往是首选政策。中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率虽然很高，但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并不高，只有8%左右，当前每月5000元（年6万元）的起征点还可再提高，45%的最高税率也可以降低。

　　与此同时，家庭财富缩水、社保水平偏低，都在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峰值超过400万亿元的楼市平均跌幅已经超过30%，120万亿元的财富损失造成的家庭资产负债表受损，形成了严重的负财富效应，抑制了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势头。另外，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养老金待遇偏低，农村居民人均基本养老金不过200余元，育幼、教育、医疗等负担偏重，都严重影响着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

　　如果这些抑制消费扩张的因素不消除，“十五五”期间居民消费年增长6%，进而消费率提高5个百分点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实现合理促消费目标，需要超常规政策手段

　　“十五五”期间居民消费率实现上台阶式的变化，不可能靠居民劳动报酬的常规增长；也不可能靠增加企业和职工缴纳社保的负担来弥补数亿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增长的空缺。

　　在没有强有力、超常规消费政策的情况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最终消费的同比增速从2019年的8.0%和8.9%，逐步下滑至2024年的3.5%和3.9%，消费增速继续下滑将是大概率事件，很难完成消费占GDP比重达到60%以上的目标。

　　因此，“十五五”期间实现消费率上台阶式的增长，必须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出台强有力的非常规政策组合。

　　首先，要用万亿级别收入补贴，一举扭转居民消费信心。2024年1500亿、2025年3000亿元消费补贴计划，对增加相关商品的市场销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50万亿元左右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比，仍然是杯水车薪。同时，这种小步试探、逐渐“添油”的政策节奏，难以达到一举扭转消费者信心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的政策实施方式是“通过特定平台补贴特定商品”，这对于大量线下消费渠道、日用品和生活服务消费形成了实质上的不公平。

　　因此，首先应出台万亿级别普惠式消费补贴（收入补贴或通用消费券），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普遍的收入支持，对消费方向不做限制，不仅可以充分提升低收入群体的获得感，而且补贴资金将最快、最大程度地转化为购买力，流入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对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改善市场主体经营状况，将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

　　其次，以十万亿级别的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力度，迅速将农村基本养老金提升至500-1000元水平。目前全国有约1.7亿农村老人领取基本养老金，每人月均只有260元左右，距离保障基本生活还有较大差距。当前全国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权益总额接近110万亿元，而且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政策和技术路径已经打通，只要划转20%-50%，就能为全国社保基金提供20万亿-50万亿元的增量资本，大大充实社保覆盖能力和保障水平，尽快将农村基本养老金提升至月均500-1000元，将极大地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由此还将带动农村家庭释放家庭储蓄，增加消费计划，对提振消费的效果十分明显。

　　再次，实现百万亿级别的资本市场增值，以财富效应提振消费扩大投资。借鉴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十五五”应当进一步明确支持资本市场繁荣发展，如果“十五五”末股市市值达到占GDP的140%左右的国际平均水平，按照2030年中国GDP17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测算，股市总市值应从当前的百万亿元增长到200万亿元以上，其所带来的新增消费规模每年将达到几万亿元，对扩大内需具有战略意义。

　　最后，要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趁早考虑零利率、负利率，避免将抗通缩打成“持久战”。尽管零利率、负利率政策挑战大多数人的认知，大部分投资者、企业或者政府决策者都认为不可能，但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验都已经证明，战胜通货紧缩，实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是大势所趋。越早认识到这一点，越早将零利率、负利率政策提上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中国经济付出的代价就越小，未来的回旋余地就越大。

　　总之，虽然我们对提振消费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但“十五五”期间促消费的目标尚不清晰，应确定更明晰的促消费目标，如每年消费增速6%或“十五五”期末消费率提升5个百分点，推动中国消费“上台阶式”的增长，才能为实现经济增长和各项社会发展目标创造良好的条件。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十五五”规划建议全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