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 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特公共政策学院Rio Tinto中国经济讲座教授,为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曾经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General Mills经济与金融国际访问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主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Serica投资基金董事、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和巴克莱董事总经理/亚洲新兴市场经济首席经济学家。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
2023年经济政策的重心可以放在扩大投资上,把投资作为短期稳增长和长期转模式的连接点,投资要更多向支持新增长动能的方向倾斜
这些年,一遇到金融风险问题,就会要求把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压实到地方政府。这一举措作为短期权宜之计没有问题,但长期要打个问号
人民币国际化肯定是要往前推的,但一定要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框架中来推
中小企业杠杆率或资产负债率已经大幅上升;如果看真实贷款利率,民企的融资成本比国企高9个百分点;应收账款的账期显著延长
过去的习惯是,机构一出问题就归咎于从业人员,但事实上,更多地要从规则上来找原因,这意味着监管需要做很大的改进
经济开放政策非常重要,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国家政策向内转。中国下一步还要稳健推进金融开放,要平衡开放和稳定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二选一
不夸张地说,数字金融创新其实就是从支付开始的。支付现代化既是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根本支撑
关于人民银行应当如何定位,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确实做出了大量改进,但依然有不明晰的地方,将来有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
过去40年经济增长成功,最简单的解读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就是市场化改革,开放就是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过去40年与改革相伴的一直是坚定的、独立自主的开放,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将来还是应该继续坚持这种稳健开放的策略
完全把政策责任推给金融机构,既不合理,也很难持续。疫情期间支持中小微企业政策的财务成本,由财政、政策性银行甚至央行分担,都比全部推给金融机构强
尽管经济复苏可能在下半年持续,但主要还是由基建和房地产带动,增长轨迹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现在国内疫情传播的势头初步得到遏制,政策重点应该转移到“重建”上来。在采取宏观调控的同时,最好能同时支持结构改革的推进,尽量不要让一些结构性矛盾过度恶化。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平衡轻重缓急,掌握合适的时机与力度
政府在努力控制疫情的同时,也应该考虑采取一些政策应对措施,重头戏应该放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扩张不能总是重复“铁公机”那老一套,这次应对疫情尤其如此,宏观政策要稳增长,但更关键的是要稳民生、稳社会
最近不同领域有一些金融风险爆发,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宏观背景,就是可投资的资金非常多,但是能投资的资产非常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市场化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推进,但市场化的步伐与程度一定要与中国的实体经济相适应,不是简单的市场化越彻底越好。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同时,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革传统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上面
金融开放的同时,需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共同作用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来支持和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比较适合支持过去那种大企业、制造业、粗放式的扩张,当创新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银行就会有点束手无策
在中国改革的前期,抑制性金融政策的正面效应主导,而在近期,负面效应开始主导
从最近汇率的变化来看,管理更多是为了减少短期的、过大的波动
“年年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局面不应长期持续,金融政策不能自娱自乐,要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