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夸张地说，数字金融创新其实就是从支付开始的。支付现代化既是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根本支撑

关于人民银行应当如何定位，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确实做出了大量改进，但依然有不明晰的地方，将来有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

过去40年经济增长成功，最简单的解读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就是市场化改革，开放就是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过去40年与改革相伴的一直是坚定的、独立自主的开放，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将来还是应该继续坚持这种稳健开放的策略

完全把政策责任推给金融机构，既不合理，也很难持续。疫情期间支持中小微企业政策的财务成本，由财政、政策性银行甚至央行分担，都比全部推给金融机构强

尽管经济复苏可能在下半年持续，但主要还是由基建和房地产带动，增长轨迹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现在国内疫情传播的势头初步得到遏制，政策重点应该转移到“重建”上来。在采取宏观调控的同时，最好能同时支持结构改革的推进，尽量不要让一些结构性矛盾过度恶化。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平衡轻重缓急，掌握合适的时机与力度

政府在努力控制疫情的同时，也应该考虑采取一些政策应对措施，重头戏应该放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扩张不能总是重复“铁公机”那老一套，这次应对疫情尤其如此，宏观政策要稳增长，但更关键的是要稳民生、稳社会

最近不同领域有一些金融风险爆发，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宏观背景，就是可投资的资金非常多，但是能投资的资产非常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市场化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推进，但市场化的步伐与程度一定要与中国的实体经济相适应，不是简单的市场化越彻底越好。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同时，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革传统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上面

金融开放的同时，需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共同作用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来支持和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比较适合支持过去那种大企业、制造业、粗放式的扩张，当创新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银行就会有点束手无策

在中国改革的前期，抑制性金融政策的正面效应主导，而在近期，负面效应开始主导

从最近汇率的变化来看，管理更多是为了减少短期的、过大的波动

“年年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局面不应长期持续，金融政策不能自娱自乐，要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

如果中国的汇率政策体系很清晰透明，真的完全由市场决定，那么国际指责的空间就会少很多，可信度就会多很多。短期内中国能做的，是把人民币汇率变得更灵活，并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从跨国数据分析来看，杠杆率增速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杠杆率水平的重要性。控制总量不如控制部门，意味着一刀切地去杠杆不如结构性地去杠杆。控水平不如控增速，意味着稳杠杆比去杠杆更加合适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因为正规体系将利率压低，真正能满足的融资需求反而减少，贷不到款的民营企业只能去非正规市场，助推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提高。金融政策应尊重金融规律，减少行政性思路，推进市场化定价与配置

往下走也许还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双轨制的改革，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市场经济？我们是不是真的认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符合中国经济利益的？

要真正解决民企融资难的问题，首先需要放弃一些行政性思维，行政性的手段在短期是可用的，但不是解决根本性问题的办法。根本性的思路应该是市场化的策略，尤其是利率市场化和市场化的风险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