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应纠偏与改革过时的知识产权管理理念，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寻求共同点；另一方面，应磨练内功增强战略耐力，建立知识产权全方位管理制度，摆脱过去一些落后跟跑甚至饮鸩止渴，而又容易授人以柄的技术发展模式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群体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战略规划，探索具有适应性和针对性的政策组合，并推动政策试点和区域创新

技术本身不是恶，但缺乏技术中立则可能带来技术之恶，中和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性并不是反动，恰恰相反，这是对人类文明的尊重和对仰望星空理念的敬畏

进一步解决中美共同面临的全球新型毒品挑战，化解中美芬太尼争议，需要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和更深的层面，去研判这一问题

在我国，艾滋病的流行，面临着变动中的社会环境，公众的反应在暗示，艾滋病的应对政策，应当与变动中的社会环境进一步相互适应

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状况是否进入了“暴增”的态势？如何解读最新艾滋病疫情数据给我们传递的信息？艾滋病的快速传播，是否和网文《中国艾滋病患暴增，高校沦为重灾区》提出的原因有关？

跨国药企研发和制造能力的延伸和知识产权规则的全球化，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药物可及性带来了冲击，而发展中国家地方性的规则，如果不予以及时修正，则有可能无法有效应对冲击，甚至有可能加重冲击的后果

新任WHO总干事泰德罗斯的困局是显而易见的，而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字：钱

袁世凯、李鸿章二人不乏才干，在那个时代曾先后苦撑中国政局，但终因国力不济、掣肘过多，加之自身缺陷，未能跳出时代局限为朝鲜、也为中国探寻出一条追寻独立自主、富强文明的道路

袁世凯于半岛事务处理之经验与教训，时至今日，依然有值得参考、检讨之必要

中国应当积极研究对策，抓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仿制药产业促进法》，也就是中国版的《哈奇－维克斯曼法案》，并完善《药品管理法》《专利法》等相关配套法律法规

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在艾滋病立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艾滋病防治条例》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的缺陷也日趋明显，亟待修订

世卫中国代表处的一个职责，就是代表世卫对中国的疫苗监管体系提供政策咨询和监督评估，并进行技术指导，但其迄今为止没有对中国政府提出恰当的监管建议，也没有对冷链体系的问题表达任何明晰的关注

对于慈善机构的监管目的主要有三：一是确保捐助方的资金安全和杜绝内幕交易；二是防止和杜绝利益输送；三是严禁政治游说和政治工具化。《慈善法》草案的制度安排，似乎很难达到上述监管目的，甚至混淆了慈善和公益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的边界，为行政干预敞开大门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一个支持性的社会环境，需要良好的、透明的法律规范，进而迸发出内在活力。封闭的、压制性的管理，不仅不利于有竞争力、管理良好的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反而会使社会组织发展扭曲化

任何权利的保障，都需要有一个“边界”，对知识产权的保障边界，一是经济的，二是伦理的，超出边界，就会形成过度保障，反而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无论如何，Obergefell v. Hodges案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它穿越了国界和人类文明间的藩篱，昭示出人性的深层之美和人世间的包容和谐之道

毕节惨剧揭示出，政府和社会对留守儿童问题，到现在依然缺乏起码的、有效的应对政策

1940年8月8日，昂山化名唐龙祥（Tan Luang Shaung），和另外一名同事一起，登上一艘名为“海狸”号的开往福建厦门的挪威货船，开始了自己的漫漫中国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