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治理中心执行主任,美国德克萨斯州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美国亚洲协会Fellow;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青年领袖(2009-2015);曾任抗击艾滋病、结核与疟疾的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国家协调委员会代表和全球基金监管机构(AIDSPAN)理事会理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人权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并在国内多所院校任客座教授或研究员。
一方面,应纠偏与改革过时的知识产权管理理念,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寻求共同点;另一方面,应磨练内功增强战略耐力,建立知识产权全方位管理制度,摆脱过去一些落后跟跑甚至饮鸩止渴,而又容易授人以柄的技术发展模式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群体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战略规划,探索具有适应性和针对性的政策组合,并推动政策试点和区域创新
技术本身不是恶,但缺乏技术中立则可能带来技术之恶,中和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性并不是反动,恰恰相反,这是对人类文明的尊重和对仰望星空理念的敬畏
进一步解决中美共同面临的全球新型毒品挑战,化解中美芬太尼争议,需要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和更深的层面,去研判这一问题
在我国,艾滋病的流行,面临着变动中的社会环境,公众的反应在暗示,艾滋病的应对政策,应当与变动中的社会环境进一步相互适应
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状况是否进入了“暴增”的态势?如何解读最新艾滋病疫情数据给我们传递的信息?艾滋病的快速传播,是否和网文《中国艾滋病患暴增,高校沦为重灾区》提出的原因有关?
跨国药企研发和制造能力的延伸和知识产权规则的全球化,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药物可及性带来了冲击,而发展中国家地方性的规则,如果不予以及时修正,则有可能无法有效应对冲击,甚至有可能加重冲击的后果
新任WHO总干事泰德罗斯的困局是显而易见的,而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字:钱
袁世凯、李鸿章二人不乏才干,在那个时代曾先后苦撑中国政局,但终因国力不济、掣肘过多,加之自身缺陷,未能跳出时代局限为朝鲜、也为中国探寻出一条追寻独立自主、富强文明的道路
袁世凯于半岛事务处理之经验与教训,时至今日,依然有值得参考、检讨之必要
中国应当积极研究对策,抓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仿制药产业促进法》,也就是中国版的《哈奇-维克斯曼法案》,并完善《药品管理法》《专利法》等相关配套法律法规
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在艾滋病立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艾滋病防治条例》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的缺陷也日趋明显,亟待修订
世卫中国代表处的一个职责,就是代表世卫对中国的疫苗监管体系提供政策咨询和监督评估,并进行技术指导,但其迄今为止没有对中国政府提出恰当的监管建议,也没有对冷链体系的问题表达任何明晰的关注
对于慈善机构的监管目的主要有三:一是确保捐助方的资金安全和杜绝内幕交易;二是防止和杜绝利益输送;三是严禁政治游说和政治工具化。《慈善法》草案的制度安排,似乎很难达到上述监管目的,甚至混淆了慈善和公益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的边界,为行政干预敞开大门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一个支持性的社会环境,需要良好的、透明的法律规范,进而迸发出内在活力。封闭的、压制性的管理,不仅不利于有竞争力、管理良好的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反而会使社会组织发展扭曲化
任何权利的保障,都需要有一个“边界”,对知识产权的保障边界,一是经济的,二是伦理的,超出边界,就会形成过度保障,反而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无论如何,Obergefell v. Hodges案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它穿越了国界和人类文明间的藩篱,昭示出人性的深层之美和人世间的包容和谐之道
毕节惨剧揭示出,政府和社会对留守儿童问题,到现在依然缺乏起码的、有效的应对政策
1940年8月8日,昂山化名唐龙祥(Tan Luang Shaung),和另外一名同事一起,登上一艘名为“海狸”号的开往福建厦门的挪威货船,开始了自己的漫漫中国之旅
《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存在逻辑错误和内部法条以及法律间的相互冲突,中国应当建立起更为便利的海外进口药物制度,并重构药物知识产权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