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的巨人？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江苏太湖和安徽巢湖大规模爆发的蓝藻，正是过去20年中水污染问题不断恶化、积重难返的表现。空气污染也达到了令人难以接受水平，空气中的二氧化硫至少是安全水平的两倍。癌症的发病率正在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呼吸系统疾病变得更易流行。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处在更加不利的位置，他们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甚少，更缺乏相应的资源保护自己。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曾预言，中国将面临伟大的经济奇迹和巨大环境灾难。他认为，由于权力的集中和个人权利缺乏保护，中国大陆有向某个极端的方向发展的可能。前者意味着中国有能力在某一个方向迅速发展，后者则意味着社会对这种变化的制约力甚微。
　　不过，当灾难真的降临时，社会还是会做出反应。此时当局不得不对政策进行剧烈的调整，通常是选择180度的转弯。这种权力的集中与缺乏个人权利的特征增大了中国爆发社会动荡的可能。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通过改变激励机制，利用更先进的技术，中国能够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遏制环境恶化，甚至扭转这一趋势。
　　目前的政治体系下，受到奖励的是发展GDP最多的地方政府官员。这促使了他们推行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这一机制的两大副产品成为环境的杀手。第一，地方政府默许了那些靠减少环保支出而生存下来的小企业的存在。第二，这些地方政府的官员追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最大化。只要有资本供给，这样的投资就成为创造GDP的最佳途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官都像融资专家的原因。很多固定资产投资都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不过，很多地方并不适合城市化。有限的水资源和就业机会都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扩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可以带来一时的就业和利润。但是，很多小城市都无法为环保行业--例如回收业--提供必需的回报。更糟的是，这些无效率的城市还试图用降低环保标准的办法来保持经济的活力。
　　保护环境首先要对经济活动给环境造成的影响收费。当企业或者政府的工程对环境造成破坏时，必须被要求进行整改，以符合国际标准。中国的企业通常逃避治污环节，通过节约环保的成本，以低价把产品卖给消费者，其中大多数是国外的买家。人民币的升值也给很多出口行业带来了压力。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通过削减包括环保在内的其他开支以抵偿本币升值带来的损失。如果环保标准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一致的、强有力的执行，所有的企业都支付同样的成本，也就能把这一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这相当于货币升值的作用。我估计，在中国全面的实行国际环境标准相当于人民币超过10%的升值。
　　中央政府应当控制互相孤立的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一个好的城市化战略是中国成功应对环境挑战的核心。保护环境的最好办法就是限制人类活动。目前，人口大量散落在土地并不肥沃的地方，并且他们一直试图在这些不适合城市化的地方开展非农业活动，以改善生活。
　　正确的战略是发展超大型城市。中国需要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但只有非常有限的财富作为支持。因此，城市必须非常有效率，以提供低成本的住房、工作和生活。只有足够大的规模才能实现这种效率。上海就是一个高效率城市的例子。当这个城市规划中超过500公里地铁组成的交通体系竣工时，上海可以轻易的容下3000万人口。这样的城市规模和密度将物流和创造就业的成本降到很低。中国应当集中资源，在未来的20年中建设约30个这样的超大型城市。
　　中国下一个当务之急是提高能源价格，以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倡导节约能源的生活方式。日本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这一政策的可行性。日本的能源价格是美国的两倍还多，人均能源消耗尚不及美国的一半。中国应当向征收100%能源消费税的方向努力，在未来十年内逐步达到这一目标。每年此项税收产生的收益可达3万亿元之多，可以用来投资更多的公共交通，低成本住宅和环保项目。这一政策相当于人民币升值5%.
　　若果现在的趋势再得不到扭转，环境持续恶化威胁到正常的生活，公众的情绪可能会失控，甚至使中国走向另一个极端。但是，限制发展只会让环境更加恶化，因为多数人会继续通过小规模生产来改善生活。中国应当避免这一陷阱，先发制人，解决发展中的环境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