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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再出发

2013年06月06日 11:37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如果我们相信影响人类事务发展最终的是人——而不是无法逃避的历史窠臼,那么即将到来的加州峰会将会创造这种可能

  【财新网】(特约作者 葛维宝)在成功赢得连任五个月后,奥巴马总统即将开展他第二个任期中最重要的外交举措:重塑中美关系。本周五至周六(6月7日至8日),奥巴马将与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州举行为期两天的“非正式”会晤。双方虽尽量保持低调避免喧嚣,但这种会面形式的确大胆且充满新意。

  无需赘述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连续两天非正式会晤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尤其体现在本次会面并不是为了应对某一迫在眉睫的危机;相反,双方是为了重塑虽不乏困难但同时也极为重要的中美关系,并使之走上长期良性发展的轨道。当然,中美关系是如此复杂,人们不应对一次会面就抱有过高期望;但在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主席共同“开启”中美关系的大门41年后,一次“重启”中美关系的可能或许已出现在我们眼前。

  在即将到来的会晤中,有三点格外值得关注:

  时间:如果没有这次会晤,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两国换届完成后的第一次会面本应出现在今年9月在俄罗斯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上。但双方将两国元首会晤提前到现在——中国完成领导人换届不久而奥巴马总统也在今年早些时候成功连任,这种提前给双方领导人以更大的机会和空间,使他们在中美关系陷入旧有模式的窠臼前能够有所作为。

  地点:两国元首将会在加州兰乔米拉奇的“阳光之乡”安纳伯格庄园会晤。选择在“阳光之乡”这样的地点会面,双方都可以省去通常国事访问或元首峰会所难免的繁文缛节。

  形式:非正式会晤的形式突显了本次对话将是广泛而深入的。这一判断建立在下述三个前提之上:首先,非正式对话为两位领导人建立彼此的信任提供了机会;其次,习近平主席的个人风格增加了这种非正式互动交流成功的可能;最后,在目前的形势下,中美两国若想为更广泛的互利共赢寻求基础,并为接下来至少四年内两国关系的发展设定目标,两位领导人间更多的个人交流将会是成功的关键。

  为了更好地重塑中美关系,两位领导人应该讨论些什么呢?一系列棘手而又充满争议的议题会出现在长长的清单上:贸易与知识产权纠纷、网络安全、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和中国军力增长、中国与邻国在南海日益加剧的摩擦、中美两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气候变化、法治与人权,当然还有“永远”存在的台湾问题。上述争议当然亟待处理,但相信双方领导人会在一个更广泛的框架中,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和思考这些问题。

  通过近来双方所使用的一些相近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中美两国都在探索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种习近平主席所说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不同意某些新闻报道和评论,他们认为上述目标的提出只是中国的单边行动或“一厢情愿”。在最近的北京之行中,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同样提出中美“要建立一种大国关系新模式(building a new model for relations between great powers)”。而早在今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多尼隆就曾指出:“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都支持(建立一种大国关系新模式)这一目标。”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和斯巴达,到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历史似乎告诉人们当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相遇,冲突甚至战争总是在所难免。但为了中美两国的利益,“新模式”下的两国关系应尽力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当然,问题是这种“新模式”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两国都不会接受以牺牲己方重大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关系,而中美关系的“新模式”也绝不会包含任何此类先决的妥协和让步。但无论是“新型大国关系”还是“大国关系新模式”,迄今为止双方都没有给出更具体和充分的阐述,而即将到来的峰会或许应是双方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的开始。

  新的中美关系还必须直面两国间日益增长的、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不信任——在中国方面,这种不信任是指那种认为美国正试图遏制中国崛起并试图推翻共产主义政权的观点;而在美国国内,这种不信任情绪则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基于对国际规则的破坏,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发展军力以图控制亚洲及其他地区。

  但对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而言,他们不妨还是从郑必坚先生所说的两国“利益汇合点”来开始这次会谈——这些共同利益使得一种更加积极合作的关系变得可能,哪怕这并不会消除双方在某些领域的竞争和重大分歧。任何一种能够长久维持的新型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积极互惠的基础之上。

  中美间经济关系应成为本次会谈的中心,因为持续的贸易和投资将会促进两国的繁荣并制造两国间更加稳定的依存关系。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或许是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它或许能帮助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和提振当地经济。反之,两国元首也应探索如何降低或减少美国在华企业所面临的门槛和不平等,并计划建立某种双边投资协定。奥巴马总统还应该说明为什么遵守既有“游戏规则”有利于产生中美双方均可从中获益的竞争,他应该积极主动地与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一议题。

  中美“大国关系新模式”同样需要处理往往被视作零和游戏的安全议题。正如中美两国近来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表明,双方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尤其是在防止核扩散和稳定中东局势等问题上)同样存在利益汇合,而两国需要进一步明确并发展这些利益汇合点。

  安全目标和中美在亚太地区共存同样十分棘手。鉴于中国军力不可避免的增长,以及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对其在亚太地区角色的重申和强调,两国能否避免冲突的发生?要想发展一种新的大国关系,中美同样需要找到一种双方均可接受的战略原则和军事部署:这一安排既要使得中国能够保护其核心利益,又要符合美国自身利益及其国防目标。但无论如何,两军间充分且稳定的交流是上述一切的前提。

  网络安全是中美关系中新近出现的焦点,它同时涉及国家安全和商业机密。一些报道和调查显示很多袭击来自中国。但事实上,双方在这一领域都发展了大量使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的力量和技术。而在限制网络间谍、窃取商业秘密和对基础设施的渗透上,中美两国在合作完善发展相关国内法、双边协议以及国际规则上存在共同的利益。

  从最乐观的角度看,这周的非正式峰会也只会是重启中美关系的一个开始。我们不应对本次非正式对话能产生任何具体的成果期待过高。但如果我们相信影响人类事务发展最终的是人——而不是无法逃避的历史窠臼,那么即将到来的加州峰会将会创造这种可能。■

  (作者葛维宝(Paul Gewirtz)现为耶鲁法学院教授、中国中心主任,他同时负责主持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对话,该对话参与者为中美两国前政府官员。1997至1998年,葛维宝教授曾任职于克林顿政府参与克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的两次元首峰会的准备,并于1998年陪同克林顿总统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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