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将破产服务信托简单等同于重整信托的认知偏差,不仅扭曲了市场行为,更阻碍了信托制度在破产清算领域巨大价值的发挥,尤其忽视了清算信托在化解处置难题、提升清偿效率、节约司法成本、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2024年,中国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已达到56.7%。参考国际经验以及结合新的人工智能革命,中国服务业仍有很大发展潜力
日本1991年房地产崩盘是一场典型的政策引致型危机,一系列政策失误构成完整的警示链
法拍房需要在法、理、情上加以平衡,认真评估整个生态的连锁复杂反应,反思、修补制度的漏洞,切不可破坏整个市场生态
中央政府应尽快考虑推动以下打破常规、可感可及的三套政策组合拳,快速激活一二线城市楼市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报告称,若不加速“全球南方”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进程,数字领域的集中化趋势恐将拉大发展鸿沟,并加剧地缘政治的两极分化
长期以来,人们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诸多认知偏差,对这些谜题的分析与解答有助于理解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特点与演进方向,也可能成为全球治理的关键密码
全球化通过哪些机制推动民粹主义?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如何在政治体系中发挥作用?为什么全球化对政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本轮“并行税制”协议体现出国际税收规则演进进入新的阶段,G7与美国之间的妥协并非终点,而是制度多样性与制度协调并存的新起点
日本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2008年的房地产危机,是两种不同政策逻辑的“压力测试”,其结果对中国当前楼市止跌回稳具有镜鉴意义
经过10年的金融清理,大的金融系统周期已经在逐步筑底反弹。由于金融清理和风险消化导致的阶段性金融市场波动将大幅减少,金融系统也将逐渐从防风险模式转而回归促发展模式,进而提升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支持
住房公摊是供不应求的“房荒”阶段的产物,随着“房荒”成为历史,公摊也将大概率成为历史
科技和法律的关系正在进入新的阶段,这也就需要确立新的关于科技的法治认识论
清朝的限制对外贸易是客观事实,是个历史悲剧
近期的通胀已经超出了央行的控制范围,但很可能对未来的通胀影响不大。实际上,“该发生的总会发生”
当下中国清洁能源的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关键节点,未来十年的政策选择与产业布局,将决定中国能否抓住清洁能源行业的经济和战略优势,并引领世界进入高质量、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
未来的科研,将从高度依赖科学家的“作坊”,走向AI自主完成科学发现的平台。这一转变可能会锁死后发国家的赶超,却也是中国制造突破“卡脖子”和科研转化瓶颈的机遇所在
老年人“要不要就业”和“该不该就业”的争论背后,是原本私人的、个性化的选择成为社会关切,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前一些社会环境或条件变了
在经济下行情况下出现的断保断缴情况值得高度重视,因为这不仅影响参保群众的切身利益,还可能削弱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需要从完善制度设计、优化征缴方式、加强政策宣传等多方面综合施策,确保社会保障体系健康稳定运行,保护参保群众的切身利益
“去雇主化”劳动者和“零工化”就业群体从劳动力市场边缘逐步走入核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上越来越重要的劳动者队伍。匹配传统用工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箭在弦上
AI赋能技术估值不仅是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积分体系的有力补充,更是推进科技金融开放生态建设,推动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金融强国”的有效路径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根源,与土地资源的硬约束密切关联;而户籍制度实行多年,又扩大了资源约束的负面效应。唯有打破户籍与土地的双重制度壁垒,才能将几亿农民从历史循环中解放出来
陶然认为,要推动“人口完全城市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关键在于推动人口流入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调整目前扭曲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
陶然认为这些政策组合联动将能较快激活一二线城市楼市,并在未来五年内有效拉动这类城市的投资和消费。在增加大量就业机会、显著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同时,也将能促进乡村振兴,全面对冲国际经贸冲突的负面影响
《投资思维》一书,以深邃的洞察和生动的笔触,剖析投资世界的复杂性与多变性,探究宏观范式的重大变革,并创造性提出多元化的思维模式与资产配置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