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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传染病防治法》第19条及第三章“疫情报告、通报和公布”全部条款发现，预警与公布之间是可以有间隔的，可以先内部预警、通报，然后再“根据情况予以公布”
对国外航空发动机的高度依赖，是中国民航工业最大的产业安全隐患，这一隐患在经济全球化高奏凯歌之际，会被深深埋藏，而在地缘政治压力紧绷之际，则会成为致命心腹大患
从公开信息看，无论是负责社会捐赠物资接收的湖北省五家指定慈善组织，还是负责对所有政府调配和社会捐赠物资进行分配的湖北省各级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都缺乏应急物资快速、合理接收调配的能力，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理顺物资调度机制
这次疫情引发的企业生存危机是多地区和全行业的，而非局限在消费服务行业。这必须引起各方的充分重视。其中，小微企业和创业企业是高危群体。政策预期效果与企业的现实情况的差距是存在的
一些代表性国家的应急法，其主要内容就是谈机构、谈钱、谈人、谈物，因为所谓应急能力就是这些东西。应急法如果连这些内容都不规定，就等于什么都没规定
2003年SARS疫情，有近30%的毕业生工作受到影响，但当时大学毕业生只有212万，今年却近850万，如果按50%毕业生找工作计算，受影响的毕业生比2003年将多出百万以上
至少在2020年早期，新型冠状病毒似乎正取代中美贸易摩擦，成为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
企业要求疫情期间员工在家办公是否可以降低工资？如果企业未因疫情导致生产经营发生困难，员工在家办公提供正常劳动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不能因为改变工作地点而减低薪酬
武汉市慈善总会等机构是被指定为政府接受社会捐赠的渠道，政府的委托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五家机构的身份模糊。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和以往实践，政府及其部门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是可以接受社会捐赠的，只是需要让公众明了这一行为的性质和具体的路径，同时也需要恪守接受社会捐赠之后的相关行为规范，其中专款专用和信息公开至关重要
一些地方为了体现防控疫情的政绩，层层加码，盲目升级管控措施。背后的逻辑是，我封得越严，管得越紧，说明我越重视上级指示，如果再出事就不是我的责任了
处于接近紧急状态的特殊时期，国家机关应当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了疫情防控的公共利益，公民也应该对个人权利的正当受限予以理解，并履行相关义务
新冠肺炎爆发早期，大批医护人员由于感染住院，叠加疫情突然爆发造成床位严重不足，很多重症患者无法及时诊断和治疗，造成了一定的病死。但是这些重症病人的死亡，因为没有确切诊断，无法统计在新冠肺炎的死亡数字中，所以武汉的病死率是有低估的
虽然短期内不会出现类似小微企业现金流中断、企业倒闭等问题，但由疫情蔓延引发的订单下降、限制开工、人员不足、固定成本负担过重、供应链中断，以及进而可能带来的信用和债务风险，都有可能给大中型企业带来非常严重的冲击
坚持依法防控，打赢新冠肺炎之战，各类社会主体都应当提高对公民权利义务的知晓程度
目前有些地区过度防控，层层加码，给产业链带来了系统性风险。建议从“静态管理”思路向“动态分级管理”转变，如果各地都靠“封”，把“病毒”封死，可能也把经济封死
建议以构建“条块联动”机制和合理设置“容忍区间”作为疫情防控的指导原则，分类构建多层次、网格化防控体系，应对短期返京潮和完善重大突发事件处置长效机制
中国现行立法中关于训诫的规定，暂未找到支持武汉市公安机关做出训诫的法律规定
大理市对九件口罩的“截留”系超越权限(对象和地域管辖)、违法进行的征收行为，而非其自以为的“征用”
这些制度规范，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出发，不但着眼于系统性地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也通过接管包商银行这类个案的实践，正有序打破金融机构的刚性兑付，解决“小而不能倒”的问题
面对专业人士的专业行为，警察原则上应予尊重，不轻易评价专业争议，不草率动用警察权干扰专业行为，避免因此造成“寒蝉效应”，压缩专业试错和学术争议的空间
在“接触-感染-重症-不治”这一事件链条中，湖北省与外省差异最大的是重症的不治率
效率、公平、 管理可行性和集体可行性，任何微观经济政策的成败都是这四要素能否有效配合的综合体现
湖北近期恐怕难以到达平台期，武汉态势极为严峻；其他各地第一阶段保卫战初获成果，有出现平台期和拐点的趋势，但节后随着复工和复学可能存在大规模传播的风险
疫情阻击战尚在继续，物资运输问题愈发突出，要尽快激发中小物流企业的整体战力
虽然新办法是针对商业银行的互联网信贷管理办法，但由于同是银保监会负责出台，且所针对业务种类均为互联网信贷业务，因此新办法对于《互联网小贷监管政策》的出台将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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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萧辉：一位ICU医生的柔软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