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东勃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由于教学工作和研究兴趣的原因,我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信息总保持着一定的敏感。每年在课堂上讲到体制转轨的过程时,常常会举出亲身经历的几桩事现身说法。其中之一,就是我的大学入学通知书。我是2001年读大学的,在当年8月接到入学报到的通知书上,明白无误地写着这样一段话:
新生入校时,必须携带本人户口迁移证、粮油迁移证明和居民身份证。学校所在地本地户籍的新生,户口、粮油关系不迁,只迁副食补贴。
文|曹东勃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由于教学工作和研究兴趣的原因,我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信息总保持着一定的敏感。每年在课堂上讲到体制转轨的过程时,常常会举出亲身经历的几桩事现身说法。其中之一,就是我的大学入学通知书。我是2001年读大学的,在当年8月接到入学报到的通知书上,明白无误地写着这样一段话:
新生入校时,必须携带本人户口迁移证、粮油迁移证明和居民身份证。学校所在地本地户籍的新生,户口、粮油关系不迁,只迁副食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