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
今年8月,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挟37亿元资本金横空出世。传媒在一片庆贺声中,争先恐后地谈论券商规模壮大的必要、合并重组的好处,却不大提一个基本事实:中国证券业两次最重大的合并,无论是当年的申银与万国,还是今天的国泰与君安,其实都是在其中一家出了问题之后,由政府出面安排完成的。当然很快便由合并寻出了关乎规模的重大意义,有了一种“坏事变好事”的欣慰,但历史的教训——最等闲也应称为“学费”——其实是不应忘却的。
胡舒立
今年8月,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挟37亿元资本金横空出世。传媒在一片庆贺声中,争先恐后地谈论券商规模壮大的必要、合并重组的好处,却不大提一个基本事实:中国证券业两次最重大的合并,无论是当年的申银与万国,还是今天的国泰与君安,其实都是在其中一家出了问题之后,由政府出面安排完成的。当然很快便由合并寻出了关乎规模的重大意义,有了一种“坏事变好事”的欣慰,但历史的教训——最等闲也应称为“学费”——其实是不应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