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忙碌的时代”。所以,我以“忙碌时代的读书方法”为主题写过两篇文章。分工、市场、转型期社会的短期行为,总之,人们逐渐失去了阅读的耐性,索性将阅读的工作交给“专门阅读”的一群人去做。
有专门阅读的人群吗?有过,在古希腊奴隶主家庭里,一些奴隶专门读书和思考,然后,由他们的主人带到市场上去,讲解他们读了的和想了的事情,荣誉当然归于主人——奇怪吗?只要社会认可这样的荣誉。
那么,在我们这个忙碌时代里,谁的社会分工是专门读书呢?至少,以我的观察,包括这样一群人:月刊和双月刊的编辑以及采访前必须做“家庭作业”的记者们;周刊和双周刊的编辑,但记者们此时会特别忙碌,无暇读书;出版社里不需要靠“编辑字数”混饭吃的编辑,工作室和策划室的“主谋”——如果没有“书号”制度,这些人原本可以是“出版商”;民营书店的主要经营者——为了自己的品牌,或许也为了要以书为自己的志业;最后是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年轻教师,在“教育官僚部”实施的所谓“量化管理”的重压下,为了发表论文或完成家庭作业,或许也为了要以学术为自己的志业。
我最近意识到,在这份清单里还应列入“民间治学人士”,他们的人数正日益增加,其共享的特征是“在学院之外问学”。其中包括一批“80后”年轻人,他们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大众媒体写文章;还包括一批“白领”,工作略显悠闲,收入尚可维生,心智与能量超出他们的同事许多倍。
此外,不能不提及的,是一些政府官员,那些愿意悠闲思考并愿意思考深层问题的,而不是那些争权夺利、营私舞弊的官员,他们读书的量和质,或许与他们的阅历有关,导致了相当丰富的成果。
与此同时,原本专门读书的人群——主要是大学里已经衣食无忧的教授们,他们不再专门读书甚至不再读书,他们辗转往复于无以计数的会议——那些旨在瓜分庞大科研经费的会议,或辗转往复于记者群和电视台——也就是那些能让他们解答世界上最肤浅问题的地方。
我搜索不到任何一篇值得读的评论文章,对这本4月份出版并于此前已“广”为“告”知的畅销小说,所有的搜索结果都是“广告”或“连载”。这似乎印证了上面的分析,卖书的和买书的人,不是读书的人。
这仍不能令人信服,这本书没有一篇哪怕是“感想”之类的评论文章吗?我认为这与毕淑敏探讨的主题密切相关,该主题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深层心理问题。在杭州,几年前,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接受采访,他推测杭州人口至少20%显著地患有心理障碍——记者用的词是“抑郁症”,但我怀疑记者不很清楚,抑郁症只是情绪障碍的一种,与分离与转换障碍、心因性疾病和情感症等并列;然后,情绪障碍再与社会障碍并列,成为心理障碍的两大主类。
后来我又读到一篇报道,宣称中国人口的20%患有心理疾病。总之,转型期社会的心理特征是与极端不确定性联系着的“焦虑”。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心情都像疯狂股民那样疯狂,外星人的清醒目光一望而知,这里其实没有股市内和股市外的区分。
毕淑敏笔下的心理障碍,确如她在“自序”里陈述的那样,看似“奇特”,却都是可理解的。周团团下毒,旨在拆散父亲及其女秘书策划的婚姻;桑珊萌生了杀人念头,是因为她的同性恋女友打算嫁给一位外企老板;“因公牺牲”的副市长乌海的妻子陷入困境,是因为她发现了乌海暗中联系的情妇。此外,还有一对来咨询的夫妻,同是“下岗职工”,艰难时世,贫困与情感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观者泪下,表演者亦哭作一团。
与“女心理师”贺顿一样让我感动的,是乔老太太,一位杀人比一般人多但比“双枪老太婆”少的女游击队员,局级干部,思路清晰,家族领袖,老伴儿三年前患了癌症,那也没有什么,反正是她在照料他和家族事务。要害问题是,她现在也患癌症而且死期比老伴儿更早。这意味着,就像天鹅那样,一个去,另一个不会不去。“贺顿被逗笑了,但紧接着涌出了眼泪。”——毕淑敏的文笔,轻松,深沉。上卷没有交代的是另一个谜——她必须与她的101只洋娃娃一起火化。毕大姐,我等着读下卷呢。
或许不应有“下卷”?不过,封底已经披露了下卷的内容:贺顿因早年经历和青年经历而形成的心理障碍——很可能是心因性疾病的一种,与她治疗的心理障碍患者们,交互作用,引发了更戏剧性的情节;然后,她遇到一位心理学权威,他采用非法且残暴的手段解开了她下半身冰冷的症结——被尘封遗忘的经历。■
《女心理师(上)》,毕淑敏著,重庆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参见2007年第10期“5月荐书”。本文作者为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