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限制了迁徙自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认为，实现迁徙自由的核心问题不是完全放开户籍限制，也不是要剥离这些依托于户籍限制来实现的差别待遇，而是要令政府对公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产品。当政府还难以对所有公民提供均等化公共产品时，骤然放开户籍限制，将使大量人口在城市骤然聚集，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现象就是此类政策的产物

    6月19日，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透露，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公安机关正在修改户籍改革文件，以便报国务院审批。同时，公安部正在开展《户口法》的立法调研。
    近一月前，有媒体报道称，“公安部修改的户籍改革文件已报批国务院”，由此触发了公众的热切关注和议论。而前日的新闻发布会显然可看作对这一说法的公开回应和澄清。
    据了解，对于现有户籍制度进行深入改革，决策层虽然已经形成总体的思路和初步设想，但细节仍需推敲，大的调整亦有可能，因此，方案尚不成熟，且并未报国务院审批。此次不大不小的“风波”，恰反映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敏感性和舆论对推进改革的强烈诉求，也透露出此项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进展的艰难。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家就提出取消农业、非农业的二元户口结构，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户口登记制度的改革目标。有关部门为此成立了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后由于担心操之过急触发更深层社会矛盾，当时未能推出。此后，虽然对城乡身份和自由迁徙的限制逐渐放宽，但户籍制度改革未能取得“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根本性突破，因此饱受诟病。
    武和平指出，现行的户籍制度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在那个时期，起到了它应有的用。但是，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公安机关对此事非常积极，目的是保证公民的迁徙自由，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劳动力资源的合理调配。但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几十年以来，户口制度附着了很多公共政策，包括与社会保障权益相关的一些不能马上解决的矛盾。比如，城乡居民计划生育的问题，公民的选举权的问题，退伍安置的问题，还有土地承包的问题，还有包括农村集体收益分配的问题，另外还有城乡实际存在着的教育、医疗、社保、就业、抚恤等多方面不尽相同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各界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对于改革的节奏，却始终存在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改革户籍制度首先需要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现有的户籍制度本身阻碍了各项改革的深入，改革的切入点，正是户籍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