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迪顿|文 崔传刚翻译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
《大逃亡》本来是一部电影,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一群盟军士兵逃离德军战俘营的故事。在这本书中,我所说的“大逃亡”则另有所指:我要讲的是人类如何摆脱贫困与早逝、如何改善自身生活质量以及应该如何让更多的人实现这些目标的故事。
我的“逃亡”
我父亲的人生经历就是这类故事中的一个真实案例。父亲名叫莱斯利•哈罗德•迪顿,他于1918年出生在英国南约克郡一个以挖煤为业的小村子里。在发现了新的煤矿后,我父亲的爷爷和奶奶放弃了农业,转而投身煤矿,希望以此能生活得更好一点。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在参加完“一战”后复员,回到村子里继续井底的挖煤生活,并最终成了一名煤矿管理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村子里只有极少孩子能有机会读到中学,我父亲也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只能在矿井里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对于他和他的同龄人来说,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爬到地面上工作。但这一愿望却一直未能实现。1939年,父亲应征入伍,随后被送到法国,成了英国远征军的一员。后来远征军在法国惨败,父亲又被送往苏格兰接受训练,成了一名突击队员。就在那里,父亲遇到了我的母亲。同时,父亲也十分“幸运”地因患肺结核而退役,被送至疗养院休养。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后来苏格兰突击队对挪威德军的突袭遭遇失败,许多人牺牲。父亲要是参与其中,恐怕也丢了性命。1942年,父亲复员返乡,同我的母亲莉莉•伍德,一位南苏格兰木匠的女儿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