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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兴奋剂 要学会闭嘴

2016年08月13日 14:21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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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霍顿一方,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如果没有证据的话要学会闭嘴;但在无法证明中国运动员确实清白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应该学会闭嘴。闭嘴在本质上不是韬略问题,而是你对竞技体育中的兴奋剂问题是否真懂的问题
当地时间2016年8月6日,巴西里约热内卢,2016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蝶泳半决赛,中国选手陈欣怡。 视觉中国

  房学峰|文

  资深体育电视人

  新华社8月12日消息,中国女子游泳运动员陈欣怡在8月7日里约奥组委的赛内兴奋剂检查中被查出A瓶氢氯噻嗪阳性。陈欣怡目前已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B瓶检测和召开听证会的申请。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比赛中被查出使用违禁药物(或方法)的情况,这似乎是第一次,新华社的评论写得好:“很难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在奥林匹克的旗帜下发生”。

  关于竞技体育中的兴奋剂问题——其实准确的说法是“违禁药物或方法”——有些基本事实是需要澄清的:

  中国体坛的兴奋剂问题,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此前中国人并不知道兴奋剂是何物,从外国教练那里得知这方法之后还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大力补’吗?”当时,中国体育界的管理层对兴奋剂问题并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是可以理解的和不必过于深究的),于是有了“有用、无害、查不出来”三条内部掌握的原则,也就是“对提高运动成绩有利”“对运动员的身体无害”“在国际比赛中查不出来”。

  在这样一种“内部掌握三原则”的纵容下,中国的体能项目出现了多起兴奋剂事件,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总之一句话:过去的中国游泳给中国体育带来的耻辱,远远超过现在的俄罗斯田径给俄罗斯体育带来的耻辱。

  中国体育界在兴奋剂问题上彻底的观念转变,发生在1998年的澳大利亚珀斯举行的世界游泳锦标赛之后,中国队的表现太丢人,在全世界留下了恶名。

  悉尼奥运会之前,由于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组委会要对运动员进行血检,因此中国体育界采取了壮士断腕的做法,对所有获得奥运会席位的运动员进行了严格的内部筛查,许多运动员被取消了参赛权,对于此事,我曾经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可以披露三点细节:

  1.当时以袁伟民为局长的国家体育总局受到的压力极大,有些压力甚至来自于国家领导人层面,顶住压力坚持原则,值得充分肯定;2.有些血检超标的选手也去了悉尼,但并没有出场比赛;3.血检超标的选手中,有些是后来的奥运会冠军或世界冠军。

  如此一来,中国保持了在悉尼奥运会上的“贞洁”,世界舆论对中国的看法也随之转变,而就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当中国代表团在开幕式上入场时,现场的解说词是:“中国有很多优秀的选手,但其中很多人的成绩是通过使用兴奋剂取得的。”

  后来一些年间,中国运动员身上虽经常出现兴奋剂问题,但在奥运会上却守身有术,这是中国奥委会严格执行“三严”方针的结果。

  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体育界,各个项目的管理者对兴奋剂问题是管得很严的,采取的是“株连九族”的封建式做法,即一旦运动员被查出阳性,他的教练员、所属省队、所属省份体育局、国家队管理层、项目管理中心领导……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因此,从管理者来说,他们不会为了成绩纵容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这样会丢官——在中国,丢人不是太大的事儿,丢官可是万万不行的。

  之所以仍然有人铤而走险,倒不见得是上下同欲沆瀣一气的结果,还是金牌的利益,尤其奥运会金牌的名利太大了,大到了值得铤而走险的地步,而助推这种铤而走险的力量又是什么呢?

  首先,是“体育产业”背景下的躁动。诸如“十亿身价”这样的说法,基本上建立在对游泳运动的无知和对兴奋剂潜在威胁的无畏基础上。

  其次,是媒体的推波助澜,最典型的例子就发生在这几天。

  当霍顿指责孙杨的时候,我很难理解有些主流媒体的做法:他们站在道德高度对这位澳洲少年进行的围剿和对西方舆论进行的反戈一击,明显有中人圈套的感觉,按理说他们也在体育圈里浸淫多年了,假如对中国游泳兴奋剂问题的历史不了解的话,顶多算是无知、回去加强学习就是了,但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对本届奥运会前国际体育界对兴奋剂的一片喊杀生充耳不闻啊。

  所以我的观点是:对于霍顿一方,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如果没有证据的话要学会闭嘴;但在我们无法证明中国运动员确实清白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应该学会闭嘴。

  闭嘴在本质上不是韬略问题,而是你对竞技体育中的兴奋剂问题是否真懂的问题。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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