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一家子教我的“改革”

　　文︱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我1981年进大学之前是绝不知道有“改革”这个词的，压根儿也不会有靠“改革”来改变自己和一家人命运的意识。1976年九月的那个特殊日子，我带着弟弟在离家20多里远的河垸捕鱼，突然听到大队广播站播放一段带着哭泣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听到这一噩耗，当时只有12岁的我心猛地下沉，完全没了捕鱼的心情，收拾好鱼具，含着泪水，步履沉重地回到了家里，一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接下来的一些天是在小队长家门坎上度过的，那时全队就他家有广播，我便每天晚饭后七点坐在他家门口听中央新闻广播。毛主席去世时，我们家的贫穷是实实在在的，两间四面漏风的瓦房，家里的家当比我现在在西北、西南很多贫困地区看到的极贫户还要破落，父母加上早早上工的姐姐三个整劳力所挣取的工分还换不来一家五口人的温饱，我和弟弟有时还得挖野菜掺着大米煮了充饥，父亲抽的几分钱一包的“大红花”也是靠我们弟兄拾破烂换来的，春节时一般人家里必备的年货主要靠隔壁队家境稍好些的舅舅家送。尽管那么穷，我们也从没有怪过谁，队里也没有人想过像安徽小岗村那18个农民一样按了手印，以“改革”的方式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