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促使社会新参与者出现,随之,他们要求在更为公开的政治制度中获得代表权,从而推动向民主的过渡
两种政治衰败——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复辟——经常同时发生。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即家族化官僚,会极力阻止改革
物质条件和技术的每一项进步,落在不受制衡的国家手中,便意味国家更有能力为自身目的而严格控制社会
最深刻意义上的法治意味着:社会产生共识,其法律是公正和既存的,能够约束其时统治者的行为;享有主权的不是统治者,而是法律;统治者的正当权力只能来自法律
不管其动机是宗教的,还是经济的,天主教会变成了独立的政治参与者,其建制化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的宗教权力
如果我们把中国案例当作政治发展的标准直线,印度社会大约在公元前600年走上一条“大弯路”
论功封赏的原则始于军队,辗转传入文官体系。中国发明了现代官僚机构,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
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不是为了建立壮观的灌溉工程,也不在魅力型宗教领袖,而是无情的战争。战争和战争的需求,在1800年内,把成千上万的弱小政治体凝聚成大一统的国家
以非人格化形式的政治关系取代“部落”政治的斗争,仍在21世纪继续
社会在规则上趋向保守,是政治衰败的来源之一
人类是循规蹈矩的生物,生来就倾向于遵守身边的社会规则。当现存制度与即时需求发生“断裂”时,既得利益者会起而捍卫现存制度
还是那些人,还是那片土地,还是那些资源,芬兰从前贫穷落后,如今富裕发达,什么原因?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现代世俗政治并不是自动地从基督教文化中产生的,相反,它是某种必须通过惨痛的历史经验才能习得的东西
民族主义完全可以取代王朝野心和宗教野心成为帝国主义的基础,德国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并不是由一个国家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客观”地决定,而是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