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油价由2007年6月的每桶67.5美元上升到今年6月的约135美元，整整翻了一番。全球经济增长持续减速，但同时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连创新高，这可能是过去一年来最出乎投资者意料的事件之一。即使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目前的油价也已经超过1980年石油危机时价格水平的40%以上。
为什么近期石油价格上升这么快？大致有三种假设。
第一种假设主要基于新兴市场经济在国际石油市场上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2008年，中国、印度、中东和拉美等国就可能占到全球新增石油需求的100%。这样，即使美国或欧洲经济出现疲软，新兴市场的需求仍会支持石油价格继续上扬。
第二种假设则关注石油边际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一般以为，石油生产供应的周期起码长达10至15年。过去数年来，全球石油需求稳步增加，而恐怖活动风险又居高不下，因此石油生产的边际成本已经明显上升。这样，无论需求在短期内如何波动，高生产成本决定了石油价格都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
第三种假设主要看到了金融投资对石油需求以及价格的影响。石油价格上涨，使得许多石油使用大户（如航空、航运公司）大幅增加购买期货，以回避未来石油继续涨价的风险；同时，许多投资者把大宗商品投资——尤其是黄金和石油——作为避免美元贬值后果的重要投资策略。几年前，金融投资只占到全球石油总需求的16%，今天已经上升到60%。因此可以说，虚拟的需求增长成了推动价格走高的重要因素。
前两个假设说明了为什么油价呈现上升的趋势，但相比较而言，只有第三个假设才较合理地说明了为什么油价在短期内出现暴涨。但如果这一假设成立，也意味着今天的石油价格存在泡沫的成分。一旦美元明显反弹，或者部分投资者意识到这样的高价难以持续，油价就可能回落。当然即使油价回落，也不一定能很快回到几年前每桶20美元或者50美元的价位。
高油价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宏观经济模型分析表明，油价每上升10美元，中国的GDP增长就会减缓0.5个百分点，而CPI则会上涨0.2个百分点。不过，最近观察到的实际影响却又小于模型的预测。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石油利用效率提高，二是政府油价补贴。
由于经济改革和技术进步，中国能源效率不断提高，GDP的能源密度（即生产固定数量的GDP所需要的能源）在过去30年间减少了70%，尤其仅过去十年间就下降了近30%。这样，尽管石油价格连创历史新高，石油开支占名义GDP的比例依然远远低于1980年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今天的油价压力尚不及1980年的情形。简言之，模型分析是基于历史的相关关系，而这种相关性却在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降低。
由于政府控制油价，国内石油使用者面对的价格并没有随着国际价格变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油价对经济的影响。但这样的价格控制并非零成本，最为突出的后果是财政负担增加。2007年政府油价补贴可能占到GDP的0.2%，但随着国际油价大幅度上升，今年对油价的补贴就可能会接近甚至超过GDP的1%。在政府已经需要花巨资进行地震灾后重建的同时，油价补贴就成为新的负担。
控制国内价格的前提是政府承诺补贴炼油企业的损失，但事实上，企业的损失并不能得到全额、及时的补偿。因此许多企业就开始减少产量，降低亏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每当国际能源价格上升，尽管国内价格相对稳定，但能源短缺却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加油站门前等待加油的汽车长龙就是非常好的证明。能源短缺其实就是通货膨胀的一种异化表现。
油价扭曲还影响了供求对价格的合理反应，从而放大了市场不均衡，或者拖延了市场再均衡的过程，而且导致严重低效率。国内油价便宜，使得大量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尤其是钢铁、氧化铝等企业集中到中国。实际上，中国政府和老百姓是在补贴全球的能源密集型产业。这一方面增加了中国未来的能源需求，同时还带来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2003年至2007年间，中国的份额占到全球新增石油需求的三分之一。因此说中国推动全球油价上升，并非完全捕风捉影。
调整油价、减少补贴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政策任务。毕竟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走了30年，其核心就是市场化，实现生产要素市场化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历史性的油价水平对现行的制度提出严峻挑战，但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改革机会。
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可能会让决策者犹豫。第一，油价调整会进一步增强通货膨胀的压力；第二，油价上升可能会影响生产和生活。
油价上调以后，CPI自然会上涨，但这不见得比能源短缺更差。人为地压低CPI数据，倒有可能降低对通货膨胀应有的警惕，最终反而增加问题失控的可能性。
油价上升也必定会影响生产和生活，但这是市场经济的本来意义，也是在中国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时就已决定接受的。如果确实有部分居民或企业会面对难以应付的困难，政府完全可以实行有针对性的直接补贴，这比扭曲全社会的价格体系要好得多。
纵观今日亚洲，过去对油价实行补贴的国家都在最近一个月内纷纷调升油价、减少补贴。印尼调整幅度接近30%，而马来西亚的幅度达到40%。泰国、菲律宾和韩国等则在多年前就已放弃补贴。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的重要领导力量，更应顺应历史潮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一旦决定调整，似应以直接建立与市场挂钩的价格机制为上策；不要像印尼那样，在2005年进行油价改革时，承受了极大的社会经济成本，但两年多以后却不得不再来一次，而且这一次很可能还不是最后一次。■
作者为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本文观点不一定代表作者所在机构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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