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

    这文章的标题在一个清晨突然显得很吸引我，因为它意味着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西方文字有“是（Being）”一词，也译作“有”、“在”、“生存”。中国古代没有对应于这一语词涵义的汉字，那时候“是”意指“正确”、“此”、“同意”。梁漱溟先生说过，中国古代的心智是偏向于伦理关系而不屑于物理关系的。不论如何，“有一个问题”这句话对当代的西方人和中国人而言，都意味着还有许多话，是铺叙在这句话之前的，只是没有在这句话里说而已。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一个问题”。
    这样想了之后，我觉得这标题很特别。以往的标题多是直截了当地提示正文要旨，或是用破折号表达未尽的寓意，都不如“有一个问题”这样，如同在一切文字之前就有了一个破折号，意味着正文有无数可能的开端，并且在这一意义下，它获得了远比哈姆雷特在他的开端处询问的那个问题更广泛的形式——从“这是一个问题”扩展到“有一个问题”。例如，关于医生，我有一个问题。
    近二十年来，外太空和基本粒子的研究大约是随着经费制约而陷入停顿，这一时期最令人瞩目的是医学进展。据说，只要不惜代价，医生能够让任何“生命”——这取决于我们怎样定义“死亡”——无限延续下去。所以，我要限定我的问题的范围，只限于“绝症”。不过我将拓展这一论域的范围，使它可以包括一切健康的生命。
    一位“绝症”患者，当然不能指望无限延续生命，即便他同意支付相应的代价。当代价极高而医生仍束手无策时，我们说，患者选择“延续生命”，是遇到了“医学制约”的，故而这一选择原本不在他的可选方案集之内。
    然而上述的经济学“理性选择”描述，仅仅描述了静态情形，即此时此地我们关于此种绝症的诊疗所遇到的制约。任何一位患者都应看到“未来”——不论多么近期的未来，他仍有希望等待未来的医学制约被医学进展突破。所以，绝症患者真正理性的选择是：或者，现在诊疗；或者，等待一段时间再诊疗。
    假定这位患者告诉医生，说他选择第一种方案，那么，医生将告诉他说，根据现在的医学知识和诊疗技术，他应开始一系列的检查和化验，争取确诊，然后治疗。又根据医学家们现在的主张，比治疗更重要的是预防。
    预防就是防患于未然，预先推断并降低各种疾病发生的概率，预先关注那些由统计数据揭示了的特定情境内特定人群的特定疾病。统计数据与检验方法密切相关，当某一疾病的某一检验呈阳性时，只有根据以往统计数据的分析，才可推断此一“阳性”与此一“疾病”之间的相关程度。
    更进一步的观察表明，检验方法的可靠性与执行这一检验的人的行为密切相关。十年前，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批评北京市儿童医院的医生，根据我亲眼目睹的九名儿童（包括我的女儿）在同一间病室内因同一组医护人员决意要推销同一种药物的点滴而集体中毒的故事。在那篇文章里，我描写了一位化验员，两次检验得到的结论均被医生否决；第三次，她对我的妻子说：“你问问医生究竟是什么病，我就填写那种病好了。”
　　这故事让我明白，医院实行的制度，可理解为是一套事实上有效地而不是形同虚设地提供了人们行为的激励的奖惩规则（包括“潜规则”）。这些制度的孰优孰劣，而不是“医学制约”的孰强孰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医护人员能够提供给患者们的医疗服务数量和质量。
    不论何种制度，都会发生误诊事件。美国的医院制度虽然比中国的更优越，每年造成的误诊事件，数量也很大。按照我十分有限的观察和判断，就同一类疾病而言，如果美国的医院制度造成的误诊概率是千分之一，那么中国目前的医院制度可以造成的误诊概率大约是百分之一，如果不是更高的话。
　　之所以可能“更高”，是因为转型期社会更常发生的“故意误诊”——为了推销某种药材或器材，为了报复，或为了只有天晓得的某一荒唐理由。总之，在转型期社会里，人们的情绪普遍不如在稳态社会里稳定，所以常发生完全出乎医院制度的设计意图之外的意图。
    继续绝症患者与医生的对话。患者既然选择“现在治疗”，那么根据上面的各项理由，他必须尽快接受各种检查和化验。然后，很可能，医生发现，患者可能患有“绝症”。注意，通常仅仅是“可能”，需要进一步检验。患者，或“可能患者”，此时必须回答医生的问题：究竟继续检验还是停止检验？继续检验通常需要比“初检”更深入于身体内部，这意味着肉体痛苦和心理负担。不过“停止检验”也未必就是理性的，因为他可能当真患了绝症，却耽误了诊疗，结果在远低于他可以活到的寿命就死去。
    这样，读者不难看到，每一个健康的人事实上都面临两难选择。要么，经常接受医学检验？然后接受深入检验？然后接受铁一般无情的治疗？然后是化疗和放疗，让你痛不欲生？然后再死。要么，求一种“安乐死”，那就要求一种拒绝任何医学检验，作为“开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开端。
    我接受了上述第二种选择。■

    作者为杂志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