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文明化影响”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喜欢把市场经济看做是最出色的“教化者”，因为交易带来的潜在好处，在下面三个前提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总是倾向于化解人际冲突。这三个前提是：（1）自愿原则；（2）充分的“讨价还价”；（3）足够的相互信任。在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看来，作为教化者的“市场”常常以交易的潜在好处为“诱饵”，致使人们改变既有的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经济制度，以便能够获取交易的好处。这就是所谓“经济的文明化影响”。
　　对于经济的这种“文明化影响”，迫于日常生活压力而变得目光短浅的人们（包括“政治家”们）未必总能够意识到。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学习过程”，正如周琪的这篇文章所述，从“ignorance（无知）”开始，经过对“ideology（意识形态）”的克服，意识到自身和他人的“interest（利益）”，从而达到“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这样一个结局。今天，当市场力量把经济的文明化影响推广到全球范围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中国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未来几十年内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长期影响力的规约。
　　美国经济（资源结构、技术进步、市场制度）与社会（人际关系、意识形态、权力配置）自80年代以来在下列三个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1）战后生育高潮出生的所谓“baby－boomers”，这些被叫做“繁荣的一代”的美国人，从60年代的躁动与反叛，渐渐步入他们人生的“中年”。这一社会主导人群在精神上的趋于保守，导致了所谓“里根经济学（Reagonomics）”——完全信赖自由市场的经济学；（2）始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技术进步方向的改变，使得美国企业从物质资本密集型向人力资本密集型过渡。在这一技术进步方向的推动下，传统的大企业组织开始了所谓“re－engineering（再构造）”运动。后者的要害是把传统的“以机器为核心”的生产过程改变为现代的“以人为核心”的生产过程；（3）始自40年代的计算机技术随着低成本微处理器的普及，在企业层面引发了所谓“横向革命（horizontal revolution）”，后者的延伸就是目前方兴未艾的“互联网革命”。
　　当我们把上述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内部变动放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视角下观察时，便不难判断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表现出来的下列特征：（1）作为一个步入老年的富裕社会，它的经济内部的投资机会正在随着人口自然创新能力的下降而萎缩。这一趋势的严重程度与美国社会对来自海外的年轻知识劳动力的“移民政策”的放松程度成反比；（2）始自1980年代的“自由市场”运动把全球纳入了西方资本主义范畴，从而提供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充分流动的制度条件。
　　而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亚洲地区为西方资本提供了教育程度相对而言最高的（从而知识含量最大的）劳动力资源。这样，经济的文明化影响再度塑造了人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将再度服从“资本”寻求“劳动”的冲动，将不断寻求进一步改善与亚洲国家（按照知识型劳动与西方资本的互补程度排列：印度、菲律宾、中国）的政治关系，以求营造风险更低的海外投资环境或引进风险更低的知识型移民。
　　在上述国际关系中，中国作为面向西方资本的知识型劳动的主要资源之一，从这一关系所能够获得的发展机会是不言而喻的，不论是对外移民还是引进外资。
　　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是所谓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作为这两个相伴随的过程的核心的，是文化创造和经济行为的主体——人、人的生存体验、人解决冲突的方式以及人的精神发展。我承认，这仍是一种康德式的“世界公民视角下的普遍历史观”，在这一关照下来讨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未免显得有些“过时”。但与这一启蒙时代的西方历史观相呼应的，是我们自己传统中的“天下主义”的历史观，是“合不同之谓大同”的政治哲学。不如此，怎么能够想像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焕发新的生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