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未来议题

世界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步入所谓“一体化”时代，更正确地，被称为“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叫做“世界的欧洲化”时代，用福山的话，也叫做“历史的终结”。现在，中国带着她初具规模的市场经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资本与货品在全球的流动将成为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体系的强大推动力量，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强力，把“发展的难题”从未来推到了此刻。
    过去20年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究其主要原因，仍不外乎两个众所周知的理念：“开放”与“改革”。注意，我们把“开放”放在“改革”之前，不仅因为这是我们一贯的看法（不开放眼界，焉知如何改革？），而且因为最新发表的巴罗的计量研究表明， “经济开放指数”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影响，要比“法治指数”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得多。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即“东亚模式”普遍表现出来的15～20年的“起飞阶段”，很可能已经完结。恰如波特尔（M. Potter）在《各国竞争优势》里指出的，基于资源禀赋的相对比较优势，其特征之一是“转瞬即逝”，惟有及时通过“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争取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才得以保持其竞争优势。
    因此，我们非常赞同雷鼎鸣这篇文章里提出的两个核心观点：（1）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应当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开发；（2）中国以往所取得的成就和未来将要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开放”与“改革”。
    不过，出于更深远和全面的考虑，我们需要补充提出下列两个甚至更加核心性的观点，我们称之为“中国发展的未来议题”：
    中国未来发展的议题之一，是“消除贫困”。和平与发展，这是消除贫困的两个最重要条件，“冷战时代”结束以来，我们一直享有这两个条件。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将来继续享有这两个条件，因此，我们的未来发展议题包括“如何建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此外，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和必将提出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未曾解决或未曾遇到的重大问题，例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建构。这些问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是中国的、印度的、非洲的、任何发展中国家“本土的”问题，绝非通过“世界的欧洲化”能够解决的问题。
    中国未来发展的议题之二，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密切相关并引发了广泛争论的，是“民族国家如何监管跨国公司的市场权力”。不错，我们鼓吹自由竞争的市场。但我们同时还主张建立“公共领域”以抑制各强势群体的霸权主义扩张。今天，跨国公司正以空前的速度从自由竞争的市场力量演变为经济和政治权力都大大超过了发展中国家政府权力的“公司霸权”，这些跨国公司以规模经营和巨大的资本在传统农业国家里推广“风险指数”极高的基因转置农产品，即目前在欧洲各国广泛受到抵制的“GM食品”。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千千万万的农民破产并进入城市。规模经济和跨国公司造就了如曼谷和汉城这样集中了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病态都市”，并且正在迅速消灭这个世界上的多元食品、多元文化、多元思维方式，或如40年前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批评过的那样，正在把全人类从多维度的人生压迫到单向度的生存里去。其实，发展中国家早已注意到跨国公司霸权的不合理扩展，但苦于没有找到合理的规制与监管这些来自西方强势文明的市场权力的途径。更值得警惕的是，资本与权势往往在发展中国家结成恶劣的“强强联合”——官商勾结下的腐败。垄断的发展，往往会断送了发展中国家那些竞争的健康的市场经济。
    “经济一体化”绝不意味着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希望对资本自由流动加以限制，以免发生类似“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希望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以限制。对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而言，上述对要素流动的限制尤其显著，并且，在这一“大国模型”的意义上，古典的、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仍然适用于中国。我们希望指出的是，在这里，更加深层的冲突不是经济的，甚至也不是政治的，而是早如亨廷顿（S. Huntington）指出的，文明之间、种族之间的冲突。因此，当我们探讨未来发展的议题时，有必要询问：“发展”本身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一询问下，我们的立场应当是怎样的？其他民族和其他文明的立场会是怎样的？世界各民族各文明出于自己的立场，根据现存秩序和规则，努力追求发展的最终目的，这一长期的博弈的均衡格局可能是怎样的？
    发展，如老的和新的发展经济学家所公认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过程，而是政治经济的，我们称之为“社会博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决策主体——个人、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府部门，都可以提出自己所代表的独立利益群体的发展策略，但那仅仅是决策主体自身追求的发展策略而已。现实的发展，一个社会的历史，一个文明的演化，从来就不是任何决策主体能够决定得了的，从来就是社会诸决策主体之间博弈的诸多可能的后果之一。这一观点，把我们的立场同“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偶然论”区别开来，让我们从人类历史的“创造性转化”或“有意识演化”角度来对待一切“发展”问题。
    我们每个主体能够做的，除追求我们眼前的自身利益之外，是明智地意识到人类演化的上述基本方式，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的交往过程中去，不断澄清和修正我们和他人对“发展”的看法，通过改变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知识结构，影响我们“生活世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