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ian Gewirtz｜文
对于近来被频繁讨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声称建立这种关系是对历史的回应。双方都清楚新兴大国与现有大国间总难免发生冲突这一历史窠臼，但两国更明白应极力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若想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领导人需要参照的历史却绝不限于此。双方惟有深刻地理解了彼此的过去，实现中美“新型关系”才会变得可能——但无论是在今天的华盛顿或是北京，这种对彼此的理解都尚显不足。如果两国官员真的致力于改善我们时代最重要双边关系的长期愿景，学习对方的历史应被纳入优先考虑。
这绝不只是为了以示尊重——学习历史对理解对方深层的情感和根本目标至关重要。了解历史可使彼此更好地呈现己方所欲和理解对方所想。了解历史还能使双方更好地确定共同利益，协调不同优先目标和达成有效妥协。此外，历史还可帮助双方应对日益增长的互疑，并以双方均认可的方式构建这一“新型关系”。
上述观点可以得到如下佐证。当习近平主席谈到中国的“民族复兴”时，洞悉他这一陈述背后所蕴含的历史至关重要。首先，“民族复兴”这一表述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史”，即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经强大的中华帝国被外国人侵略与压迫的历史。这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领导人是如何认识今日中国之地位的：伴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中国要重新获得其在世界事务中曾有的领导地位。与西方一些评论者所担心的不同，习并不是代表一个全新出现的强国向世界发出虽模糊但却令人堪忧的威胁；相反，习的表述是在呼应自晚清以降包括孙中山在内诸多先贤思想中某一不断重复的主题。今天中国的一些根本目标借此亦可部分地得到解释。这当然也会突显这种历史观中某些美国无法接受的部分，比如1840年前中国对亚洲的支配性统治，而这恰恰需要双方依据今日现实重新沟通和谈判。
另一个例子则是中国领导人近来关于“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论述（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今年六月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曾提出这一观点，而两周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务委员杨洁篪对此也进行了重申）。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不少中国领导人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在历史上曾无法公平地参与到国际体系中——中国不仅被排除在外，国内局势也会因此变得不稳。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19年的巴黎和会。政府当局从德国手中收回胶东湾努力的失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美国希望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成为一个更具建设性的利益攸关者，而历史的经验则告诉美国，他们必须首先让中国人相信不会再次受到不公待遇。
学习上述历史并不会告诉美国政策制定者如何达成必要的妥协，但却可以使他们清楚什么是中国崛起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情感和根本目标。
同样，中国领导人也应尝试去更好地理解美国历史。比如，中方应该了解法律与权利在美国历史中所处的核心位置。宪法和其他一系列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是美国的建国之本，而直到今天，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一个基于权利的社会。只有在真正理解美国人所说我们是一个“法治下的国度”意味着什么时，中国领导人才有可能意识到美国人有多看重“遵守规则”和保障权利。
像很多美国总统一样，奥巴马总统也是法律人出身。当他强调“公平竞争环境”和“自由与公平贸易”的必要性时，这很大程度上源自确立和遵守规则在美国历史进程中的核心地位。贸易不平等是美国革命爆发的根源。像《1807年禁运法案》这样的立法对美国来说是一笔复杂的遗产，后来它们变得不受欢迎，并且动摇了人民对早期政府的信仰。美国反垄断法和其他保障国内“公平竞争环境”法律的发展被视为重大进步，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建立规则，更彰显了美国在经济上所坚信的价值。美国的历史表明，只有把高瞻远瞩和具体执行结合起来，这些规则才能发挥作用。
上述史实或许可以帮助中国领导人看到，如果他们不更有力地保护知识产权和遵守贸易协定，整个中美关系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因为对美国人而言，这些议题不只关乎金钱——它们涉及根本价值。
美国作为一个基于权利社会的历史同样可以帮助中国领导人了解，为何美国政府坚信保护人权可如拜登副总统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开幕致辞中所说，使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稳定和善于创新”。《独立宣言》始于对权利的庄严宣告——美国历史中的光辉时刻往往涉及对公民权利的承认和扩大，这包括妇女权利运动和民权运动，将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构成从压迫和歧视中解放出来，这对美国社会的贡献难以估量。当美国政策者开始谈论权利，他们并不是反华——他们只是在表达美国何以为美国。美国的历史塑造了美国的价值观、战略利益和国内政策，熟悉这些历史有助于中国领导人更有效地与美方打交道。
中美两国领导人近期都强调本国历史对各自国内政策的影响，这更突显了双方对对方历史了解不足这一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习近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称国史党史为 “必修课”，并指出历史是指导今天中国各项决策“最好的教科书”。而奥巴马总统也强调“鉴古知今”，他号召美国人民“坚守我们历史中最好的部分”，在第二个任期内与他一道推进国内国外各项议程。
现在架起沟通双方的桥梁正恰逢其时。在下次中美元首非正式峰会或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时，双方领导人应在议程中增加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中双方可以详细阐述两国历史对今天双方优先议题和重大关切的影响。这个环节不仅能使双方有机会“摆脱”历史的窠臼——通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来避免重走历史的老路；从更积极和肯定的角度来看，历史还可以促成这种“新型关系”的实现。
上述愿望若能实现，未来两国领导人间的对话将会变得更加明确、有效，并更有可能达成共识或妥协。换言之，这是因为双方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知己知彼”。
（作者为美国青年学者）
英文相关报道参见：http://english.caixin.com/2013-07-25/1005609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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